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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看来，他的归隐是因为他自知其救世愿望根本无法实现之故。
既然不能救世，以他这样的抱负与才学仅仅为一点俸禄而受辱于“乡里小儿”
自是他难以忍受的。
他的归隐并躬耕陇亩，使他在个体心灵的完满自足方面的确超越了一切魏晋南北朝名士，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的诗才达到前无古人的高度。
但即使是这样，那士人人格中的救世意识也还是存在着，只是深深地被压抑在深层心理中而已。
他以投身自然的形式（并非像大小谢那样游山玩水，而是以此为生存方式）换来了人格冲突的缓解，使心灵达到较长稳定的宁静，甚至从中获得一种发于内心的愉悦。
但救世意识还是会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来。
读他的《咏三良》《咏荆轲》《读山海经》等诗，我们会明确地感受到这一点。
在其《杂诗》中这种救世意识及其受挫后的失意心态亦有所表现，例如：“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
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第二首），“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
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
（第五首）等。
而他的《桃花源记》更是士人乌托邦的充分展示，是士人救世意识的理想化呈现。
对比陶渊明与阮籍的文学作品，我们可以看出，其所反映的二人之心态有许多相近之处。
他们都在作品中流露出“有志不获聘”
之后的悲哀。
但二人又有许多不同之处，从根本上说，他们在摆脱救世意识受阻后的痛苦心情的方式上有很大差异。
阮籍借助的是老庄精神，他试图以精神的自我膨胀来消解或超越现实对内心的刺激。
这是一种自觉拉开与现实的心理距离的方式，也可以说是在精神领域中寻求消解人格结构中救世意识的手段。
在社会中不能实现自身价值，他便使自己的心灵去与造物者游，对社会采取不屑一顾的轻蔑态度，这是一种纯粹的自我安慰，自我解脱。
但由于“大人先生”
“真人”
“神人”
终归为心造的幻影，它们只能使人在一个短暂的瞬间完成精神超越，获得心理平衡，转眼间人就又落到了地上。
而在地上，他就只能唱出格调悲凉的孤独者之歌了。
这是以纯精神的手段来自我拯救者的必然结果。
陶渊明则不然，他虽然也借助于老庄顺应自然的思想，但他却不停留在精神的自然膨胀的层面上。
他将老庄精神转化为自己的生存方式，在“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的日常劳作中去顺应自然之道，这就不仅将自己的精神，而且将整个生命存在都融汇于大自然之中了。
这样，他就在最平凡的生存方式中，真正使心灵提升到体悟大道的境界中，从而较为成功地实现了心灵自救愿望。
而他又不同于那些对大道“日用而不知”
的“百姓”
，而是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存在，并对此产生深刻的生命体验，这就使他的诗卓然高标，独步千古了。
阮、陶二人都是自救主义者。
但自救的方式不同，结果也不同，这正是二人作品差异的主体原因。
上面我们举了两位道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诗人，下面再举两位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诗人，以进一步阐明士人人格冲突对文学创作的决定性影响。
白居易也是一位士人二重人格最典型的体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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