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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元代道教文昌大帝信仰的复兴也与赵世延有关：
自科举废而文昌之灵异亦寂然者四十年余。
延祐初元，天子特出睿断，明诏天下以科举取士，而蜀人稍复治文昌之祠焉。
是时，余在奉常充愽士，适蜀省以其事来上，予议榜其庙门曰：右文开化之祠。
未几，今翰林学士承旨云中赵公世延方为御史中丞，移书集贤以闻，天子为降玺书，褒显神君甚渥，而祠文昌者日盛矣。
[70]
延祐开科以后，与科举有关的文昌信仰在蜀中重新兴旺，赵世延以御史中丞身份积极推动此事，不久皇帝下诏褒扬文昌，文昌信仰开始在全国日益兴盛。
后至元二年（1336），赵世延告老还成都，出资修建文昌帝君祠庙，称此事乃“积岁存心，愿莫之遂。
若相神庥，敢披肝胆以勖”
[71]。
赵世延亦于此年去世，这是他生前最后经营的一件大事情，可见其对道教文昌信仰的虔诚。
究其原因，文昌虽为道教神，但主管科举，事涉儒生事业，其信仰内核有许多三教合一的成分，这必然为喜文好道的赵世延所认同。
赵世延与许多道士有交往，写了不少和道教有关的文字，其子女也受他影响，信奉道教。
玄教是元代具有特殊地位的道教流派，与朝廷政治关系密切。
吴全节是元代著名的玄教道士，至元二十四年（1287）被征至京师，为玄教第一代宗师张留孙弟子，多次奉诏出祀岳渎山川。
吴全节“稍长学道，弱冠从先师谒世祖皇帝，遂留不归。
五十年间以天子之命祀名山大川，东南西北，辙迹咸至”
。
至治二年（1322）吴全节继张留孙为第二代玄教掌门，位特进上卿玄教大宗师，“赵公世延、曹公鼎新、敬公俨、王公约、王公士熙、韩公从益诸执政多所谘访”
[72]。
吴全节不仅是道教高功，也积极推崇儒家，崇尚儒道融合，与士大夫交游密切，赵世延也与他有交往。
吴全节七十岁时，顺帝命为其画像，朝中重臣为其题赞，这就是著名的《吴全节十四画像赞》[73]，以十四幅图配赞，表现其一生事迹。
赵世延亦有一赞：《泰定四年丁卯代祀江南三山还朝醮于崇真宫作上清像云中赵世延赞》[74]。
诸多道教宫观碑文也由赵世延撰文或篆额，如元统二年（1297）篆额《孙公道行之碑》[75]；延祐元年（1314）篆额的《均州武当山万寿宫碑》[76]；延祐二年（1315）撰文《大元敕藏御服之碑》（拓本见后附图1）：元成宗感异梦游于终南山，致御服于终南之万寿宫，致甘霖下降，赵世延撰文记之，赵孟頫书丹[77]；天历三年（1330）撰文、书丹大都东岳庙《昭徳殿碑记》[78]。
泰定三年（1326）为崂山道士云岩子刘志坚撰写《云岩子道行记》[79]。
又为武当山清微派道士张守清写《赠张洞囦祈雨歌》[80]。
这些诗文、篆额多数为受敕撰写，也有因与道士交游请托而为，但没有深厚的道教修养，不可能写得出来。
晚年，赵世延养疾茅山。
早在泰定元年（1324）赵世延就为《茅山志》写过序[81]，茅山为著名道教圣地，选择茅山为归老之地也与其信仰有关。
虞集赠诗描绘了赵世延茅山隐居生活：“闻道乘闲入翠微，犹愁岚气湿人衣。
道傍野树飞花尽，溪上春云作雨归。
故旧钓丝轻在手，仙人棋局静忘机。
赤松曾许同千载，拟向高秋傍鹤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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