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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斯特对马克思的反驳是有说服力的和决定性的，但并非反马克思主义的。
运用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工具，埃尔斯特试图消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外壳。
不是从20世纪思想中消除马克思主义，而是复活它的一些仍然丰富的学术想象力。
19世纪，贝内德托·克罗齐撰写了《黑格尔哲学中死的东西和活的东西》，埃尔斯特也是以这种精神写作的。
通过除去“死的”
东西，埃尔斯特希望揭示出什么在马克思的思想中仍然是“活的”
。
约翰·罗默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是一部论文集。
在该书收录的《马克思剥削和阶级理论的新方向》①和《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关于方法和实质的一些问题》②中，罗默描述了他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前景。
《分析马克思主义》是不同于《理解马克思》的重要著作。
罗默这两篇文章旨在解释对马克思两个核心关注点——剥削和异化——的“理性选择”
理论的相关性，而埃尔斯特从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提出了一种对马克思思想整体结构的批判。
埃尔斯特的观点是总体性的，他攻击马克思的全部；罗默的观点是有针对性的，他将问题集中在博弈理论何以提出关于剥削和异化概念的新定义上。
在这一点上，引用罗默的长段文字是适当的，因为它是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的纲要。
在这段引文中，罗默描述了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应当指向的具体问题。
在试图为马克思所谓资本主义特征的活动提供微观基础时，我认为，出色的标准工具是理性选择模式：普遍均衡理论、博弈理论以及由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发展的建模技术库。
这个方法是对20世纪思想史的一大贡献。
反对这一立场的指责可被看作向日益发展的资产阶级秩序表达歉意的工具，为资本主义辩护。
因此，对它们的使用必然带有资产阶级的阴影。
这种主张是我所批评的功能主义类型之一。
我相信，运用新古典主义工具研究可能被称为马克思主义问题的规划已经产生了。
当然，在使用这些模式的时候，仍然存在一些关键的问题。
我要举例指出，有一种将代理人的偏好当作根据的情况。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目前主要关注明确的说明，通常（尽管不总是）假设个人的偏好是已知的前提。
我认为，这种假设不只是方法论上的，它还是意识形态的，并且来自“我思故我在”
这句格言。
马克思主义颠倒了笛卡儿的警句，断言人的偏好很大一部分都是社会决定的结果。
如果打算用理性选择模式描述福利，并对理性行为的结果做出规范判断，那么这是一种很重要的考虑。
理性选择模式将被用于发展一种内在偏好形态的理论。
唯物主义心理学有必要将偏好从天赋和历史中分离出来。
这个具体的马克思主义问题的一个范例将通过使用标准工具而最终得到解决。
①
罗默着眼于“理性选择”
理论工具的目标是剥削概念。
由于接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罗默拒绝劳动价值论和劳动剥削理论。
他认为，导致剥削的不是对劳动的占有，而是对生产资料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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