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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民族的幸和不幸。
不幸的是，民族衰败，幸的是，中央政权控制力的懦弱给了学人思考和活跃的空间，才涌现出了一批照灼后世的划时代的思想家，这在国家高度集权的时期是不可能出现的。
在文化方面，恰恰由于北洋政府中央政权的控制力较弱，社会上拥有了极大的言论、结社自由，极大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勃兴。
中国近现代几乎所有的大师级学者都涌现于这个时期。
从科学学术研究上来说，当代中国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都是在北洋政府时期奠基的。
北洋政府时期存在着大量的独立媒体。
据统计，辛亥革命之后到袁世凯称帝前，民间办的报纸有500多份。
据叶再生著《中国近现代出版史》统计，1920年全国报刊杂志有1000多种，甚至“每隔两三天就有一种新刊物问世”
。
当时，创办一新报刊相当容易，几个大学教授凑在一起，拿出月薪的很小部分就可以创办一个刊物。
“五四”
时期的1917到1921年间，全国新出的报刊有1000种以上。
1927年日报增至628种，发行量更是突飞猛进。
仅以《申报》为例，1912年发行量约7000份，1928年达到14万份。
在教育方面，早在1905年，袁世凯就联名湖广总督张之洞请求清廷废除科举，推广新式教育。
据学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统计，袁世凯当政的直隶省（今河北省）共办有专门学堂12所，实业学堂20所，优级师范学堂3所，初级师范学堂90所，师范传习所5处，中学堂30所，小学堂7391所，女子学堂121所，蒙养院2所，总计8723所。
为解决对新式军官的迫切需求，在筹建和扩编北洋新军期间，袁世凯曾带头从自己每月薪金中取三分之一（200两）作为奖学金，来资助由北洋所创办的新式军事学堂中的学生。
到191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明确规定:“初小、师范、高等师范免收学费，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15%，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25%，在市、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35%，其依法设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产业，应予保障。”
虽然这些规定往往只是流于纸面，但毕竟是反映了当时一部分中国政学两界精英对于教育重要性的认知。
1927年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教授为400元—600元，副教授260元—400元，教授最高月薪600元，与国民政府部长基本持平。
北洋政府注重中国传统文化建设，北洋政府时期中华民国的国歌、国徽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
民国元年鲁迅、许寿裳、钱稻孙等人根据袁世凯总统府的要求，为北洋政府设计的国徽图案，人称十二章图。
图案中含日、月、星辰、山、龙、凤、总彝、藻、火、粉米、黼、黻等十二种吉祥物，象征国运长久美好。
另外，袁世凯时期设立的春节影响至今，他还颁布了一系列尊崇伦常、尊崇孔圣的通令。
北洋政府时期的民主氛围为思想自由提供了保障，极大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和发展。
在新文化运动中，各类思潮和主义在中国大地风行。
在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之下，各种思潮自由传播，各种学说百家争鸣，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的个性解放和科学文化事业的进步。
大老粗办教育——军阀们的那些轶事
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实际上是以袁世凯（1859—1916）当政为肇始。
袁世凯本是清末的干吏。
甲午战败时，他弃去在朝鲜的清廷职务回到中国本土，模仿西式军队在天津编练新军。
在他的手下栽培出了一批清末民初的军政要人，如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张勋等。
这些北洋武人们虽然很多是行伍出身，但也不乏有文化的军人。
让后人称奇的是，这些人多具民族气节，在政治纷争中失势后，有的虽然落魄，却多宁死不愿与当时侵略中国的日本人合作，以免背上汉奸的骂名。
这些人里面，借重视师道用学问以装点门面者有之，深知文化重要者也有之。
这使得坊间也流传着一些军阀重视教育的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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