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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具体增长速度看，我国1994年的税收收入为5126亿元，2010年则是77390亿元，17年间增长15倍，平均年增长率高达18.63%。
而同期我国的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为9.21%，即使用当年价格计算也只有14.24%，远远低于税收收入的平均增长幅度。
与此相反的是，考察西方主要国家的税收负担水平，总体上都是呈下降趋势。
具体数据如下表：
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税收负担，总体上看呈稳中有降态势，其中尤其是瑞典、加拿大、法国、英国的表现更加突出，我国与之正好相反。
更不用说，我国的财政收入还总是一再超预算，两者相加，情形就更严重了。
最近10年来除2009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财政超预算收入增长幅度不大外，其他年份的超预算收入都相当高，2007年更是高达16.46%。
虽然不能说财政收入不能超预算，但无论如何，这部分超预算收入仍然来源于企业，表现为企业和居民负担的加重。
正因如此，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2011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的宏观税收负担居高不下。
[3]他解释说，国家财政部之所以说我国宏观税负低于全球平均水平，是从财政部的口径（预算）而言的；但我国政府收入的口径要比财政部的预算口径大得多。
从具体数字看，如果不包括社会保障部分在内，美国的宏观税收负担比例为21%、日本19%、中国20%。
也就是说，即使不包括社会保障费用的征收，我国也已经超过了日本，与美国基本接近。
而从财政部的口径看，则有两个不同口径，一个是指预算内的，另一个则包括一部分预算外，两部分加在一起就是30%多。
所以说，我国政府的收入比重放在国际上去进行比较已经不低了；如果要说低，也只能说社会保障部分占GDP的比重低。
明白了这个内情，也就知道为什么国务院要明确实行结构性减税了。
这种结构性减税，一方面是要降低总的税收负担，另一方面就是要把一些规费改成税。
规费太多的体制不是一个好的财政体制。
好的财政体制的标志，就是应该统一由财政纳入预算管理。
这个问题说到底是从20世纪80年代改革初期当时的实际情况决定的。
当时是各个部门都要用钱，可是财政收入又满足不了，所以只好让各个部门自己去收费。
这种社会成本很高，并且越是分散性的征收成本越高。
所以我国从1998年起开始提“费改税”
，而10多年过去后，目前只完成了其中的两个项目，即车辆购置附加费改成车辆购置税、养路费改成消费税。
其他各种各样的收费太多，当然就会影响对税务负担高低的判断。
换句话说就是，过多的收费掩盖了宏观税务负担。
从征税成本的绝对额看，我国的征税成本要远远高于美国、日本、新加坡和澳大利亚，并且这还不包括高昂的收费成本在内。
资料表明，1994年之前我国的征税成本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约为3.12%，1996年就达到4.73%，目前大概是5%至8%。
可是美国只有0.58%，新加坡为0.95%，澳大利亚1.07%。
也就是说，企业上缴的税金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税务部门自己用掉的，纳税成本太高了。
原因在哪里？就是税务部门的行政费用太高；而行政费用之高，原因之一就在于原来有些税种在设计时就是不计成本的。
收1元钱的税哪怕成本高达 5毛甚至8毛也无所谓，并且还不能不收，因为税法规定是要收的。
另外就是，1994年税制改革时一个局变成了两个局（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人员、设备、办公条件开支当然也就上去了。
还有就是，有些税种虽然减免了，但税务人员还在，工资还得照样发，并没有什么政策规定说少收税就要解雇税务人员，所以成本还是降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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