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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处方的前提是尊重患者，所有康复计划都要和病人协商，获得同意。
计划要具体、可操作、可检查，每次最多提三条，再多患者就执行不了。
姚贵忠举例说：假如一个患者病情较重，可以要求他每天散步10分钟。
每两周复查一次，到时候检查他执行的情况，并作调整。
如果有的患者懒散，就引导他承诺做一些简单的事情。
“比如，上菜场买菜行不行？如果不行，在家里做饭行不行？还不行，洗碗行不行？洗全家的碗不行，只洗自己的碗行不行？如果再不行，三天洗一次自己的碗行不行？一周洗一次行不行？就这样和患者商量出一个他能够接受的行动计划，不要强迫他。”
姚贵忠说。
至于恢复社交功能，姚贵忠认为，可以把社交活动分成几个步骤：接收信息、表达信息、交换信息和适应环境，难度递增。
具体地说，患者社交有困难，医生要帮助他分析是哪一步出了问题。
如果是表达信息有障碍，可以让他先朗读一段文字；这一步完成后，再让他复述别人说的话；接着让他用自己的语言概括别人说的一段话；最难的，是患者自发言语，即自主说一段话。
如果能做到自发言语，患者就离回归社会前进了一步。
姚贵忠说，康复处方就是要分这么细，而且都写在病历上。
最重要的是，医患之间要建立信任。
切忌以社会标准去要求他。
对患者应该是推，而不是拽。
在他需要时，你在他身边，帮助他理清思路，把目标分化为一个一个小步骤。
每向前走一步，他体会到成功的快乐，再接着走下一步。
北大六院主任医师王希林说，在临**往往会发现患者乃至家人对治疗效果期望值过高，为患者设定过高的目标。
而抑郁症治疗需要长时间服药，有些疗效不好或反复的患者应该对原有人生目标做出相应调整。
这种调整并不容易。
这意味着面对现实、接受现实。
但是，一旦完成了这种调整，患者就好像搬走了压在心头的一块石头。
今年58岁的武利国，早在1984年就被诊断为重度抑郁症。
那一年，他的女儿刚出生。
在康复过程中，他没能长期服药，病情反复发作，最后转为双相情感障碍。
1996年住院治疗两年多，病情才稳定下来。
出院后，他有强烈的愿望帮助其他患者，特别是家属，“他们真是太难了，那么焦虑，那么无助”
。
从那以后，40多岁的他辞去国企的工作，专门在北大六院当志愿者，组织精神病患者家属联谊会和抑郁症自助团体。
“康复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患者是自己在成长，一生中第二次成长。”
姚贵忠说。
（原载财新《新世纪》周刊2012年第39期；张进、王晨、罗洁琪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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