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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17年的后半期，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破裂是影响到每一个中国人实际生活的最重大的事件，这种破裂在1960年前后已明显地表现出来。
这不仅由于前苏联在中国经济困难时期撤走了全部专家，更由于双方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系列重大问题都出现分歧。
中国批评前苏联是修正主义，认为国内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是修正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反映，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对修正主义的批判。
当时有一种理论，认为修正主义的要害是放弃阶级斗争，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其理论基础是资产阶级“人性论”
，批判修正主义必须从批判“人性论”
开始，而“人性论”
的主要阵地之一便是文学艺术领域。
于是，文艺领域顺理成章地成了批判修正主义的突破口和重点清理对象。
这一批判在1960年前后达到**。
1960年新年伊始，《文艺报》第1期发表社论和署名文章，提出要批判文艺界的“人性论”
观点。
接着，各地报刊陆续发表文章批判李何林的《十年来文学理论批评上的一个小问题》一文和巴人（王任叔）的理论观点，由此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批判“人性论”
的运动。
在儿童文学界，批判者“理论联系实际”
，终于“联系”
上了陈伯吹和所谓的“童心论”
，于是，大势所趋，一场关于“童心论”
的批判就由宋爽的《“儿童本位论”
的实质》拉开了帷幕。
1961年，形势有了转机。
这一年，为克服政策、工作上的失误及三年自然灾害和中苏关系破裂造成的国民经济困难，党中央、国务院对国民经济采取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的八字方针，相应地，对文艺政策也作了适当的调整，1961年6月，中宣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讨论通过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
1961年6月号的《上海文学》发表了茅盾的《六〇年少年儿童文学漫谈》的长篇评论文章，在全面、深入细致地分析了1960年儿童文学创作实际的基础上，肯定了“儿童文学的特殊性”
。
例如茅盾在分析儿童文学语言文字的艺术个性时指出：
少年儿童文学作品的文字是否应当有它的特殊性？我看应当有，而且必须有。
是怎样的特殊性呢？依我看来，语法（造句）要单纯而又不呆板，语汇要丰富多彩而又不堆砌，句调要铿锵悦耳而又不故意追求节奏。
少年儿童文学作品要求尽可能少用抽象的词句，尽可能多用形象化的词句。
但是这些形象化的词句又必须适合读者对象（不同年龄的少年和儿童）的理解力和欣赏力。
毋庸讳言，上面所提到的那些作品，从文字上看来，一般都没有什么特殊性。
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说去年的产品不及前数年的，这也许是反“童心论”
的副作用。
茅盾进一步将当时的儿童文学创作概括为：“政治挂了帅，艺术脱了班，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文字干巴巴。”
1962年3月，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在广州召开，陈毅副总理到会并作了重要讲话，其中讲到当时的儿童文学时，也作出了与茅盾一致的评价：
现在有些小人书有个很大的缺点，净是些生硬的政治概念，把儿童的脑筋搞得简单化，将来我们的儿童——下一代，恐怕也难免犯粗暴之病。
儿童应该有许多幻想，很多美丽的故事、神仙的故事，很多童话故事——好像《天方夜谭》那样的故事。
儿童的幻想多，智慧就开阔，眼界就扩大。
不能净是一些政治名词、斗争故事，还要写一些有趣的。
这一方面的任务，义不容辞，值得我们有些作家作为终身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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