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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说就不能让人明白。
上述两篇日本学者的专论所论及的主题，是当时的国内研究者还未曾给以注意的内容，这让国人在得到启发与借鉴的同时，更看到了自己的差距。
这无疑也是一种推动力。
四
20世纪90年代是“周作人与儿童文学”
研究取得重大成绩的时期。
1990年，倪墨炎先生在其重要著作《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里，有两节讲到周作人的儿童文学活动：“从事儿童学研究”
与“重视儿童文学”
。
钱理群先生也于1990、1991两年分别推出了他的《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与《周作人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这三部著作，都因供不应求，于出版后的次年重印。
在《周作人传》里，著者以《寂寞中的默默耕耘》《〈异域文谈〉及其他》《“起怀旧之思”
》与《儿童的发现与歌谣的征集》等五个章节，记述了周作人从日本留学回国后于绍兴执教时关心儿童教育理论开始到1920年周作人发表《儿童的文学》演讲这期间约十年的儿童文学活动。
在《周作人论》里，又于第八章《儿童学、童话学、神话学研究与传统文化的反思》中，比较系统地介绍并客观评价了周作人的儿童文学思想，并认为：
（一）周作人是五四时期儿童文学最热心的倡导者与最有力的推动者之一。
（二）周作人是在有意无意之间倡导着一种文学新潮流，即着重于“自然人生”
的自由表现，追求文学的“真诚”
与审美功能，强调尊重艺术思维的客观法则，进行创造性的艺术创造。
（三）周作人所倡导的这一文学潮流在现代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始终未能成为文学的主潮，但它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对立面而顽强地存活着，它的得与失，它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作出的独特贡献与给人们的经验教训，都值得今天认真总结。
钱理群先生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宏阔视野里论述周作人儿童文学论的地位，大大拓宽了研究的空间，同时还为儿童文学研究者提供了大量史实与富有启发的见解。
与文学界同声呼吸的儿童文学研究，这一时期对周作人儿童文学论的关注也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资料收集与概说走向更深层次的比较研究与文化研究上。
其中代表性的文论有吴其南的《评“复演说”
——兼谈儿童文学和原始文学的比较研究》[《温州师范学院学报》，1990（1）]和方卫平的《西方人类学派与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浙江师范大学学报》（儿童文学研究专辑），1990年]。
吴文认为：
“复演说”
是中国人最早运用文化人类学研究文化、文学的尝试，它第一次将中国儿童学的许多研究放到科学的基点上。
特别是在儿童文学领域，周作人等把儿童文学与原始文学等同起来，像强调原始文学与文明后的文学的区别一样强调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区别，终于使中国人承认儿童审美意识与成人审美意识的差异而导致了中国儿童文学的自觉，使中国儿童文学在发展中迈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步。
方卫平认为，西方人类学派是给周作人儿童文学观的形成以重要影响的外来学说之一，它对周作人儿童文学观念的启示、浸润和影响，使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现代形态得以初步形成。
受到上述两位研究者的启发，当时正在浙江师大儿童文学所攻读儿童文学硕士学位的韩进，也写下了《鲁迅、周作人早期儿童文学观之比较——兼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展的鲁迅方向》，该文认为周氏兄弟早期关于儿童与儿童文学的意见，大多是他们兄弟共同思考与相互启发的结果，但又因各人具体的生活环境、性格好恶与世界、人生的看法不同，在历史观与人生价值观、文化心态与文学价值观这两个方面有着本质的分歧，从而导致了他们在儿童与儿童文学本质认识上的相背离。
为了更进一步地理清周氏兄弟的儿童文学思想的脉搏，著者继而又作了更为深入具体的探讨，陆续发表了《周作人的童话研究》《周作人早期儿童观初论——兼述“以儿童为本位”
观的提出》《论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及其悲剧品格》以及四万字的硕士学位论文《从“儿童的发现”
到“儿童的文学”
——周作人儿童文学思想论纲》等，这些研究对周作人在儿童文学方方面面的意见都给予了充分关注与独到的评析，大大丰富与深化了当代“周作人与儿童文学”
的研究。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其硕士论文中从下述五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周作人的儿童文学思想在史学上的意义与理论上的价值。
（一）周作人与中国儿童的被发现
（二）周作人的儿童学研究与儿童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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