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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第一次在文学史著作中被确立了。
三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学界曾悄然掀起一股“周作人热”
，不仅周作人的小品文成为一种普遍的阅读需求，周作人研究也有了令人欣喜的长足发展，这其间也有不少有识之士注意到了周作人毕生对儿童问题的关注。
譬如，1986年舒芜在《周作人概观》里旗帜鲜明地指出：
在儿童问题方面，周作人多从正面来说，应该对儿童、儿童教育、童话（和神话、传说）有正确的理解。
既不应该将儿童当作缩小的成人，也不该当作不完全的小人，等等。
五四时期的文化战士当中，经常注意这个问题的，也没有人超过他的。
舒芜先生这番言论，发表于思想解放之风初开之时，可谓有振聋发聩之效力，无疑为周作人研究拓展了一个新视野、新领域，尤其他将周作人与鲁迅相比所提出的问题，很给人以思索与启发。
此后，有人循着这一思路，作了一番查证后指出：
鲁迅、周作人、郑振铎、叶圣陶、冰心，他们都是中国儿童文学的拓荒者与奠基者是从不同的方面，谁也不是全才。
……就说鲁迅吧，他没有写过一篇儿童文学理论文章，没有专为少年儿童创作过一部作品，连自己也一再表自他对于儿童文学是“没有研究过”
的：1936年，即他逝世的这年的3月11日，鲁迅在给杨晋豪的信中说：“我向来没有研究儿童文学”
，“恰如我说自己不会打拳或做蛋糕一样，是事实”
。
4月2日，在致颜黎民的信中又说：“现在印给孩子们看的书很多，但因为我不研究儿童文学，所以没有留心……以后我想留心一点。”
4月15日，又在给颜黎民的信中强调：“我向来没有留心儿童读物”
。
这当然可以看作是鲁迅先生的自谦与严于责己，但并非毫无根据。
1987年，“鲁迅、周作人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
在北京召开，人们又有机会了解到周作人研究领域外的情况。
在这次会议提交的论文中有日本汤山士美子的《我对鲁迅、周作人儿童观的几点看法》一文，该文认为：五四时期周氏兄弟都批判封建旧儿童观，倡导以儿童为本位的现代新儿童观，但在具体认识儿童与对待儿童两个方面，两人又存在着本质性的差异，前者把儿童看做现实的“人”
，后者把儿童看做理想的“人”
。
因此，应该重新评价鲁迅的儿童观与重新探讨周作人的儿童观。
这给刚刚起步的周作人研究照进了一缕新的阳光，提供了新的思路。
也在这一年，另一位日本研究者新村彻写于1982年的《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论——中国儿童文学小议之一》也被介绍过来。
该文以周作人儿童文学论集《儿童文学小论》为例，充分肯定这些写于五四之前、民国初年的儿童文学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其主要论点有：
（一）周作人第一次将民俗学的方法引进了儿童文学，以人性与科学性作为评论儿童文学的尺度，使得中国儿童文学第一次具有了“现代”
品格。
（二）周作人强调将儿童从封建旧儿童观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观点，对当时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化有着重要价值，新中国成立后将其作为资产阶级“童心论”
与“儿童本位主义”
来批判是不正确的，因为他将儿童当做完全的个人，承认他们与大人同等的人格的观点，正是对儿童的全面正确的理解，应该说是走在了同时代其他论者的前面，是值得肯定的。
（三）周作人对外国儿童文学作家作品的介绍与研究，实际上开启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时期，他对安徒生与王尔德创作倾向的推崇，反映到了当时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中，形成了五四时期占主潮的创作倾向，这些贡献都是不容抹杀的。
（四）尽管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论中也有不少缺陷，比如他对“文学的童话”
与“童话理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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