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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在杨家嘴。
杨奶奶。
好白腿。
你走你的路。
我车我的水。
你管我白腿不白腿。
（安徽省。
据云下等社会小儿唱之，然不似儿歌也。
）
由此可见鲁迅对流布于民间的儿歌童谣的珍视与关切，以及对其弟研究工作的支持与鼓励。
鲁迅还将周作人写好后没有地方发表的童话论文《童话研究》与《童话略论》分别发表在第1卷第7期（1913年8月）和第1卷第8期（1913年9月）的《教育部编纂处月刊》上。
从在日本留学期间共同翻译出版《域外小说集》到回国后相互间的默契与支持，不仅可见其“兄弟怡怡”
的情态，还可以想见长兄鲁迅对其弟周作人的影响。
其实有很多资料也说明，那时周作人是将其兄鲁迅当做榜样来追随的。
鲁迅上述的儿童文学活动，在辛亥革命仍没有解决中国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又未兴起这样一个特定的“低谷”
时期，自然难以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然而却为五四时期鲁迅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呐喊作了必要准备。
1918年，鲁迅在《狂人日记》的末尾喊出了“救救孩子”
的呼声，这不是他在创作时的一时冲动，而是他长期以来对儿童生存状态的关注以及将希望寄予儿童而得出的历史呐喊。
从《狂人日记》之后，像火山喷发一样相继不断发表的小说、杂文、演讲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新青年》发表的《随感录》（1918）里，鲁迅尖锐地批判了以幼者为牺牲的长者本位道德、批判了那种认为“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的‘人’的萌芽”
的旧思想，指出父母对于子女不仅是生养关系，还要负起“教他的责任”
，“使这生下来的孩子，将来成一个完全的人”
，进而提出了“父范学堂”
这一“教育者须先受教育”
的新思想，向“从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父子问题”
，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1919）里，更明确提出要废除父母对于子女具有绝对权利的旧思想，强调从亲权，特别是从父权下把子女解放出来，“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
，用“无我的爱”
，将儿童解放为一个独立的“人”
。
在这篇文章里，鲁迅运用进化论的眼光，把父与子看做生命的“过付的经手人”
，只有时间前后的差别，双方都是“生命的桥梁的一级”
。
在这个意义上，他将父亲作为一个生命体，一个丝毫没有特权的单纯的存在，明确了父亲对于“维持、保存、发展（进化）生命”
的责任和义务。
他认为“饮食的结果，养活了自己，对于子女当然也算不了恩”
，而且为了维持人类生命与发展，父母必须承担牺牲自己养育子女，负起解放他们的责任。
长大成人的子女也得承担与父母同样的义务和责任。
这样，鲁迅明确地把父子都看做“生命的桥梁的一级”
，看做生命“过付的经手人”
，同是担负人类进化、发展的历史任务的主体，由此，把人类的组成划分为长、幼两大部分，长与幼之间没有贵贱之分，只有时间先后，两者都是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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