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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些底层官员，就必须有一整套甄别、升迁、流转的方法，至少还得有起码的反贪污手段。
在那个时代，这种技术难度是无法想象的。
实际上，直到近代以前，在大范围内收土地税的技术，欧洲一直都没有发展起来。
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中国刚刚开始兴起各种集贸市场，你做生意，国家当然要收税，但问题是怎么收？税务员不可能蹲在每个摊位跟前数他一天卖了多少钱，所以，只能是一个摊一个月，不管卖多卖少，统一交税多少钱。
其实这本质上就是人头税。
后来直到九十年代，才出现那种统一交款的大商场，税务部门才有条件根据营业额收税。
这背后其实是技术的大升级。
中国历史早期，只能收人头税，就是被技术限定的结果。
收税的方式受制于很多因素，刚才分别说了人口、费用、技术这三个因素，但是这些因素都是在变化的啊，人口越来越多，土地变稀缺了，土地税就变得可能了。
国家支出越来越多样化，只靠人头税就渐渐应付不了了。
统治技术渐渐发达了，原来干不成的事，就可以干了。
从宏观上讲，中国从收人头税，到收土地税，按说应该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
但是，看这本《中国财政史十六讲》，给我最大的感触是，这个演进不仅不是自然的，而且是充满了痛苦的，不到山穷水尽，历代统治者是不愿意推动这个进程的。
为啥？想来也可以理解，收人头税还是简单，税收成本低。
有容易的钱可挣，谁愿意挣困难的钱啊？
就拿汉朝来说，那个时候已经有了一些土地税。
还记得中学历史课本上有记载，“文景之治”
的时候，土地税非常低，低到了115甚至130的程度，也就是“十五税一”
和“三十税一”
。
其实，当时的实际税收没有那么低。
汉帝国之所以田税征收那么低，是因为多要也收不上来。
还是那个老问题，很难统计土地的数量。
无奈之下，只好采取“舍地而税人”
的办法，也就是征收人头税。
当时的人头税名为算赋和口赋，负担也不算轻，历史上称之为“轻租重赋”
。
简单理解，租就是土地税，赋就是人头税了。
这一轻一重，就可以看出统治者是怎么想的了。
结果是什么？汉朝后来的历史已经完整地演给我们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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