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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社会福利是一项权利，那么就必须有一个客观标准。
那就必然导致要按照收入来划线，而不能考虑这是不是因为他本人不爱劳动。
而如果社会福利是一项责任，反过来了，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当然就要优先选取那些最该帮、最值得帮的对象。
所以在中国，社会福利才不会导致“养懒汉”
的结果。
其实，达到这个效果，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西方福利，主要就是发钱，国家是不能对老百姓说三道四的。
但是中国古代，政府除了救灾、扶贫、济困，还有一个责任，就是道德教化。
比如明太祖朱元璋，他颁布了一篇《教民榜文》，其中有这么六句话的“圣谕”
：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
这是一个钦定的百姓公约，里面是百姓要遵循的基本道德规范。
除了到处张贴这六句话以外，朱元璋要求每乡、每里各置一个木铎，类似铃铛。
在本地内选择年老或者残疾、不能干活的人，手里拿着木铎，在本乡、本里边走边摇晃这个铃铛，边呼喊《教民榜文》里的这六句话。
这种巡行乡里的活动，每月要搞六次。
到秋天收获时节，由各乡里给巡行呼喊的人提供粮食和生活费用。
在中国文化中，这是一个非常强的传统。
不仅是朝廷和官府，就是普通百姓的宗族和家庭，也特别重视这种道德教化，这是一种普遍的社会自觉。
就连我们从小到大，无论是政府、长辈，还是老师，反反复复地唠叨：要上进，要学好，要自力更生。
听得我们耳朵都磨出茧子。
但是，你可别小看这种教化的力量，几千年下来，在中国社会内部造就了一种内在的社会提升力。
危难时刻，互帮互助，但是在道德上又绝不纵容那些不劳而获的人。
这种传统，让中国文明保有一种强大的反堕落能力。
因此，中国历史虽然朝代更替，但文明却一以贯之，千载不绝，历经一次次劫难而复兴。
说到底，人是社会中最重要、最主动、最可靠的因素。
过去总有人讲，制度比人重要。
从更长的历史尺度上来看，制度的确比人重要，但是对人的不断提升的精神传统，比具体的制度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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