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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的社会民主党员则积极行动起来，组成战斗小组，通过印制和散发传单从事反抗斗争。
随着纳粹当局的镇压措施越来越严厉，不少战斗小组同共产党人合作，并肩作战。
如柏林地区一个由60多人组成的战斗团体，在1939年9月9日深夜，就散发了几百份自己印制的题为《我向世界青年呼吁》的传单，揭露希特勒的帝国主义战争目标，号召青年们起来坚决地同法西斯政府展开斗争。
有些社会民主党员设法收听国外电台的广播，并在工友中传播真相。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局势发生根本转折后，各个阶层和集团的反抗斗争逐渐兴起，社会民主党员努力与它们联络，互相配合，包括参与了1944年“七二〇事件”
。
然而，随着欧战的爆发，社会民主党流亡执委会的处境却越来越困难。
法国对德宣战后，法国政府为德国和奥地利的流亡者设立了拘留营，多数“政治上没有嫌疑”
的人很快被释放，但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等积极的反法西斯活动家则作为有“嫌疑”
的人被长期拘留。
1940年6月法国败降后，德国流亡者处于极端危险之中，9月9日，流亡执委会决定从巴黎转移到葡萄牙首都里斯本。
同年11月初，流亡执委会宣告解散，其成员各奔东西，分别去了英国、美国和瑞典。
以后，旅居伦敦的社会民主党流亡者活跃起来，试图重建流亡执委会，但他们的领导资格未能得到公认，同国内的反抗力量也未建立起联系。
在斗争的困难时期，不少社会民主党人努力作理论上的反思与展望。
1938年进入巴黎流亡执委会的库特·盖尔（KurtGeyer，1891—1967），力图把社会民主主义理论进一步向右推。
他对马克思主义表示怀疑，提出“不要相信什么历史自身的规律性，历史有朝一日会实现我们的愿望，也不要相信从这个被崇奉的规律中推导出来的工人使命作用。
只有自由思想才能引导我们前进”
。
他反对以社会主义方式组织社会，称无论哪一个国家或经济组织，如果不是生活在人民的心目中和意志里，就不会保障自由。
因此他认为：“对党的历史作用的这种理解，要求对党的性质作出比正统马克思派所规定的更加广泛的定义。
要更灵活、更生动、更有生机、更注重精神，而少弄一些僵死的、教条主义的东西。
只有在这样的党内，才会有思想运动的地位，无论是正统派还是自由派，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在党内有一席之地。”
这些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被称为“世界观多元论”
或“入党动机多元论”
，当时是该理论的第一次朦胧表述。
而流亡美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则提出了“法治国家”
的思想，强调战后德国很难再进行革命，应当建立一个保障各种意见自由的法治国家，而实现这一理想的实践者就是德国的工人运动。
流亡瑞典的社会民主党人强调要建立一个“社会民主”
的社会而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要苏维埃制度，应实行议会制。
社会主义政党的组成者不应当限于工人阶级，同时应该包括中间阶层，而工人的统一应当是自下而上的统一，首先从企业开始，建立统一的工会，通过生产委员保障工人参加企业管理。
1942年10月14日，流亡伦敦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出面，以旅英德国社会主义组织同盟为载体，围绕如何建立一个排除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统一政党问题展开辩论。
同年12月6日，埃里希·奥伦豪尔（Erihauer，1901—1963）做了一个报告，试图为与会的各个小组提出一个共同的原则纲领和实践政治计划。
该报告后来被视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重要纲领性文件，也是战后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序曲。
报告除了包含上文述及的思想，还关注到20年来西方民主国家在“社会民主”
方面的进步和新的发展趋势，认为导致这种演变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国家有计划地对社会生活施加了影响。
然而，就在这段时期内，直接面临法西斯暴行的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却提出了较为左倾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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