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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水师对阵西方风帆战舰，能通过计谋获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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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以弱胜强的例子无论中外比比皆是。
我们最熟悉的赤壁之战、淝水之战以及红军前四次反围剿都是典型案例，至于三国时期的合肥会战，张辽800精骑大破孙权10万人马的故事更是经典。
可以说，只要合理运用军事手段，以弱胜强并非不能实现。
17—19世纪中国水师的装备情况不那么乐观，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不考虑国家政治腐败等因素，单纯考虑军事层面，这一时期的中国水师对阵西方海军，能通过计谋实现以弱胜强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了解当时的海战战术。
与陆战战术相比，海战战术更加强调对技术装备的运用，因此，装备的发展对于海战战术的影响极为深刻。
17—19世纪，海军中的主要舰船都使用风帆动力，少部分帆桨并用，总体来说航速不高，桨帆船航速虽然快一些，但是持续时间并不长。
一般情况下，西方战舰正常航速在6~10节，而中国战船在4~7节，接战时甚至只有1.5~3节，如此缓慢的航速，当然也不能指望舵效有多高。
一旦进入接敌状态，军舰的战略和战术机动能力都不足，基本上就是固定的模式。
但是总体上说，如果风力够大，西方战船的机动性还是要更好一些。
西方在风帆时期的海战模式是什么？一般情况下，距离远则使用重型火炮轰击，距离近则使用枪械或者回旋炮等轻型火器轰击，再近就是接舷近战。
为了能够最大化发挥火力，后来又出现了线型战术，这也促成了西方最重要的舰种——战列舰的诞生。
战列舰诞生后，由于指挥系统的完善，混战战术又流行起来，英国海军中将霍雷肖·纳尔逊就特别善于此道。
此外，火攻船也是西方海军中的常见装备。
那么，这一时期的中国水师又是如何作战的呢？明代名将戚继光和俞大猷分别在《纪效新书》和《洗海近事》中有详细记录。
戚继光在书中明确表示，200步以内使用佛朗机（子母炮）和鸟铳，30步以内是喷筒、弓箭、标枪，再近就是火箭、火砖等。
俞大猷对于火器的使用却有独到的看法，他要求士兵要做到百发百中，因此特别强调开火距离必须尽可能地缩短：“大小火筒须兵船犁及贼船乃放，不待言也……下恕火箭、佛朗机及哨船发熕，亦须近及乃放。”
到了明末以及清代，舰载红夷炮大量装备，取代了佛朗机成为水师进行轰击的主要力量，但是根据史料记载，中国水师的战术并没有发生很大变化。
提督李长庚的两个侄子李廷钰和李增阶都曾跟随李长庚参与到剿捕蔡牵的军事行动中，他们对清军海战战术运用的记载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李廷钰在《靖海论》中说：“远则施威远、劈山（均为火炮名）以击其船，近则用喷筒、火箭以烧其篷，又进则掷火斗、火罐以燃其贼，盖船无蓬则伎尽，人触火则心慌，水师之备无以过此。”
李增阶在《外海纪要》中说：“敌远者，用大炮；略近者，用鸟枪、火器、喷筒、钻箭；再近者，用火砖、火斗、石块；最近者，火具一齐开发……敌船被烧，敌人比逃避，我弁兵便乘其烟焰，持挡叉、钩镰、挑刀，用藤牌盖遮过船。”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中国水师战术依旧是以前那样：在远距离用火炮等大型管型火器轰击，在近距离使用鸟枪、弓箭以及喷筒、火箭等具有一定远射程的火器接敌，待到距敌很近则使用火砖、火斗等抛掷型的燃烧性火器攻击，靠帮之后则执冷兵器登船格斗。
当然了，中国也有火攻船，郑成功用过，李长庚也用过。
李增阶就记录了火攻船的结构和用法：采用米艇，船头安装带尖铁杆，船后把舵之处用篷弓、网纱厚厚遮盖，以保护舵工和士兵。
火攻船有舵工和士兵20~30名，都是水性好有胆量的死士，执有藤牌、挡叉、钩镰、挑刀等武器。
出击前，他们会提前将松香、火药一桶一桶照排散开，放置于船舱内及甲板上，另外用长竹一条打空心，内装火药，由船内通至舵尾后伸出，以为引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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