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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孵化“孵化器”
——成都教育科技园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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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一个区域乃至一个国家发展的动力源泉。
这一点毫无疑问，问题只在于要如何才能培育一个适宜于创新的土壤，使得新的思路、产业如同雨后春笋一般涌现。
当全世界谈论这样的创新环境时，他们心中想到的都是硅谷，他们希望以各种方式复制硅谷模式，于是英国打造“硅沼”
，中国设立各种各样的高新区。
然而并非冠以“硅谷”
之名，就能行硅谷之实。
硅谷的外在形态容易学习，容易复制，但是“桔生淮南为桔，生淮北则为枳”
，即便与硅谷相距不过数百公里的波士顿128号公路地区都没有学好硅谷，中国的高新区又有怎样的底气，说自己可以成为硅谷？
作为中国高新区代表的中关村建区已经超过二十年。
对于中关村的探索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一派以写作《中关村的新革命》的新华社记者凌志军为代表，认为中关村的探索是成功的，而且这个成功还将继续下去；另一派则以互联网观察家方兴东为代表，他也写了一本书叫《中关村沉没》。
观点非常鲜明：如果把硅谷比作一个不断冒出创新思想的活火山的话，那么中关村只不过是一个一次性的硅谷。
早年的中关村虽然混乱不堪，但是充满活力，是创新的摇篮。
如今，“作为追求规模经济的城区中关村将继续高歌猛进，但是作为新技术栖息地的科技园区中关村已行将成为历史”
。
有意思的是，不管是凌志军还是方兴东，他们最后的判断截然不同，但是出发点竟然是一致的。
凌志军在清华创业园中看到中小企业创业的火热场面，从中看到中关村未来的希望，而方兴东则认为伴随着中关村的楼越来越高，路越来越宽，留给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已经越来越小，中关村已经背离了硅谷精神，而逐渐走上波士顿128号公路的发展模式上去了。
在他们看来，中关村的生死存亡，或者在扩展了的意义上说，高新区的生死存亡，其实根本的评判标准只有一个，适不适合创新型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因为从硅谷乃至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中小企业的驱动是创新的源泉。
为中小企业提供完备的孵化环境，提供适宜于创新和创业的生存氛围，被视为硅谷成功中最关键的因素。
对于一个国家的创新战略来说，高新区的发展至关重要，而对于高新区的发展来说，打造适宜于创新与创业的孵化氛围则是比硬件建设要重要得多的事情。
在我们为成都教育科技园设计企业发展战略的过程中，持续地打造适宜创新和创业的孵化氛围成为我们思考的核心问题。
中关村已死？
中关村是中国高新区的一面旗帜，无论是探讨中国高新区模式的成功还是失误，中关村都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样板。
1980年，中国著名核物理学家陈春先到美国考察。
他参观了硅谷，像许多去参观的人一样，他被深深地震撼了。
这种震撼持续的时间是如此之长，以至于改变了他整个的人生道路。
回国之后他提出在中关村打造中国硅谷的设想，并率先下海。
二十多年后，中关村气候渐成，但是作为先驱者的陈春先却始终没有熟悉商海的水性，黯然退场。
应该说陈春先是非常敏锐的，他在硅谷看到了建设高科技产业园区对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但陈春先同时也是知识分子的典型，他用自身不无悲剧性的经历证明从实验室到市场是一段多么艰辛而漫长的路程。
科技成果只有到市场上才能真正转化为生产力，有创新实属不易，然而能够把创新转换为产品的市场生存能力则更难得。
这个问题并非中国的科技人员所独有，科技新创企业成活率低也是全世界的高新区要面对的难题。
事实上，正是因为硅谷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才成为后来的硅谷。
人们经常比较波士顿128号公路和硅谷，前者无论是在基础条件还是在人力资源储备上都不比后者差，但是无论是创新公司的数量还是规模上都无法和硅谷相比。
在探讨硅谷模式的经典之作《硅谷优势》中，一位从波士顿128号公路地区迁往硅谷的创业者杰弗里?卡尔布（JeffreyKalb）这样说道：“128公路地区和硅谷的产业结构存在着根本性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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