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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存论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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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论哲学的人类性方向，在文化意义上意味着向不同文化传统的多样性开放，这一方向历史性地落实为一场意义深远的人类文化事业，这就是，不同文化传统在开放的、互动的环境中共同实现从地域性的、狭隘的文化向多样性的、人类性的文化样态的历史性转换。
文化传统的当代转换从根本上取决于文化传统的自我更新与超越。
当然，反过来说，也只有在真正理解了当代哲学的存在论变革的基础上，不同文化传统的当代转换才是可能的、现实的和有历史意义的。
对于当代西方哲学与文化对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当代转型的意义，人们往往持一种消极的理解，似乎西方哲学与文化的强势的政治效应一直在压制着非西方哲学与文化。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当代非西方哲学与文化的走势也存在着直接效法和认同西方的倾向，非西方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差异呈减少之势。
但是，如果考虑到当代西方哲学的存在论变革或生存论努力对西方哲学与文化传统巨大的理论变革意义，以及与之相关的西方文化传统的人类性变革方向，我们就可以看出，当代西方哲学与文化的人类性方向已经给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当代转换留下了“位置”
。
从后现代对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的彻底反叛以及对差异性的强调中，我们看到了西方当代哲学文化精神与非西方文化精神沟通的可能性与前景。
在后现代哲学的论域内，所谓生存论自觉活动从很大程度上说就是生存论回复，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通过反叛西方哲学两千年来的超验的、理性的传统向更具根源性的西方哲学与文化传统回复，二是通过西方当代哲学的健康的人类学走向以及非西方哲学与文化的积极回应从而向非西方文化传统回复。
西方哲学的生存论自觉活动始终追求着一种古希腊式的目标，这一目标既存在于古希腊人的生活方式中，也存在于古希腊人的语言中，存在于通过古希腊人的语言而被激活的古希腊人的生活方式中。
古希腊人的生活方式是感性的、自然的，既简捷明快而又充满天真与梦幻，这是一种宁静、从容不迫而又富于灵性的生活样式，浸透着对生的达观与知足。
这种生活方式对于厌倦了人声鼎沸、车马喧嚣、精神世界紧张焦虑且疲惫不堪的现代人而言，无疑是极具吸引力的，而且这本身就是存在于现代人精神与心灵深处的体验形式，这种体验形式直接构成了当代哲学生存论的社会心理基础。
生存论回复的第二个目标是向非西方文化传统的生存论体验及其精神的回复。
只不过，在当代西方哲学生存论的背景中，这一回复仍然是隐蔽的和不充分的。
对于希腊人的生活方式及其语言而言，西方哲学是可以大加彰显和发挥的，但是，对于并不熟悉古希腊传统的非西方文化传统而言，则只能限于某种试探与揣度。
但是，这种试探与揣度却蕴含着一条通过非西方文化自身努力从而得以推展的广阔方向，这一方向意味着近百年来深深困扰着非西方文化的文化自觉与重建问题有可能展现出一个可观前景。
因为同处于人类文明的童年时代，东西方古代的生活样式实际上存在许多共同点。
而东方古代的文化样式及其表现出的生活样式，恰恰也有理由成为生存论回复的目标。
当代哲学生存论所要破解的那些理论状况，如存在论的超验性与实体性、形而上学的抽象化、传统哲学形态中人的失落、认识论哲学对人的生存的疏离、伦理学从存在论与实践哲学中的分化等，在中国哲学与文化传统中并不存在。
中国哲学与文化传统同样包含着丰富的生存论蕴含，且足以与古希腊哲学与文化的生存论蕴含相比肩。
中国文化传统当然有理由成为生存论回复的一种典范。
中国哲学重存在论而不重认识论，而且中国哲学的存在论与西方哲学的存在论有着很大差别。
西方哲学的存在论是超验的和实体性的，这种存在论与认识论本身就是粘连在一起的，伦理学一度是从属于存在论的，但认识论哲学的干预迫使伦理学从存在论中分化出来，甚至成为认识论哲学的直接表现形式。
伦理学成为制度的规定性，而不是人性的内省与自觉。
中国哲学传统则强调人性的道德内省与自觉，人性的道德与自觉蕴含着一种生命的本体与结构，但这种生命本体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有不同的表达形式，如道、天、象、易、气、仁等。
这些本体并不是超验性的和实体性的存在概念，本身就是支撑生命的本体，即生命本体。
存在概念“是”
“可说的”
，而中国古代哲学的诸多本体概念却首先超越了“可说的”
范围，中国哲学强调的是践履，而不是话语（甚至不相信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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