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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汉语外来词：丰富语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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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词语做历史考析，从而引出科学结论的，首推王国维。
许多年前，他曾概括道：
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
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讲一学、治一艺，则非增新语不可。
故我国学术而欲进步系虽在闭关独立之时代，犹不得不造新名。
况西洋之学术骎骎而入中国，则言语之不足用，固自然之势也。
[394]
也就是说，社会的变动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语言对其进行描述、记录、诠释，因此，一定时期的语言，尤其是词汇，常常打上了变动的时代烙印。
一个新词语如何产生及如何变化都是与一定的社会环境相联系的；一个新词语被赋予这种含义的原因、被接受和传播的内容都与人们的思想观念相关。
社会的变动“要求语言用工作上需要的新的词和新的语来充实它的词汇”
[395]。
圣经新词语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是由圣经版本本身的多语言背景造成的。
千余年来，圣经中译涉及了多种母本。
或从新约圣经的原始版本希腊文翻译，或依据旧约圣经的原始版本希伯来文翻译；或是天主教传教士依据天主教会所遵从的拉丁文译本翻译；或是景教所遵从的叙利亚文译本翻译；基督教传教士或从希伯来文翻译，或从希腊文翻译，或从英文翻译，这就自然产生出了名目繁多的译本。
我们知道，同一种版本都会形成不同的译本，何况源自不同母本的翻译，自然更使圣经的中译本呈现出纷繁多种的面貌，使圣经译名呈现出多样的形式。
这些传教士译者自身的母语也是多种多样的。
天主教传教士的母语多为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法语，基督教传教士基本上为英语，虽然都属于印欧语系，但对圣经的中译来讲，他们的母语也会产生一些潜在的影响。
从景教到天主教，再到基督教的圣经翻译，所有这些具有新词语潜质的词语，千余年来走过了一条由纷繁的译写和译名方式开始，而逐渐统一的道路，最终基本形成了以天主教和基督教为两大分类的结局。
而在这两大分类中，虽然一定数量的词汇是不同的，但许多名称还是相同的。
1.沿用至今：音译人名和地名
圣经文本大量采用的是叙述性文体，其中有大量的地名，尤其以中东地区的地名为多。
这些地名不但在圣经文本中出现，而且还沿用至今。
例如，埃及、耶路撒冷、伯利恒、巴比伦、雅典、以色列等。
文本中还有大量的人名，这些人名随着基督教的传播和发展，也一直使用到今天。
例如，约翰（约翰·肯尼迪）、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林肯）、保罗（保罗·克鲁格曼）、约瑟夫（约瑟夫·奈）、提摩太等。
这些名字也被信仰基督教的中国人所沿用，如清华大学著名体育教授马约翰，编纂《普通百科新大词典》的学者黄摩西，著名音乐指挥家马革顺等。
这说明这些基督教名字也已经进入了中国的寻常生活中。
圣经中众多的人名地名，基本上都采取音译的方式，而且是依据圣经文本的原文献，即希伯来文译写，而这种音译人名地名的翻译方式一直沿用至今。
今天我们在采用音译方式时，也会采用“名从主人”
的方式，即依据人名地名的来源语言进行音译。
这点已经成为名称翻译的公论。
在音译的过程中，逐渐适应汉语是以单音节、双音节为主的发展规律，音译词采取了略音的方法，即逐渐省略音节，使之更符合汉语的语言特点。
2.从音译向意译：汉语融合和稳定的力量
在圣经翻译的复音词再利用和创造过程中，除人名和地名外，大量含有基督宗教特殊含义的词汇都基本上采用的是意译的方式，并且比重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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