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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儒家价值体系与合理性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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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主要从现代化的历史需要出发，考察了如何转换儒家价值观以适应和推进现代化过程，其着重之点在于扬弃儒家价值体系中可能与现代文明相冲突的原则。
在这方面，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更多地呈现出消极的意味。
然而，作为具有复杂意蕴的传统价值体系，儒学给现代化所带来的，并非仅仅是消极的资源。
倘若我们把视野转向现代化的另一面，那么，便不难看到，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还具有另一重意义。
如后文将要讨论的，现代化的进程总是不断面临着重建合理性的问题。
正是在这方面，儒家价值体系进一步展示了其历史的深沉性。
前文曾一再提到，现代化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具有二重性。
它既体现了进步与发展的历史趋势，又往往蕴含着负面的文化后果，后者在西方的工业社会已越来越严重地显露出来。
现代化首先要求普遍地实现工具意义上的理性化，这种理性化的过程确实也带来了技术与工业的巨大进步。
然而，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同时亦导致了某种程度的技术统治，法兰克福学派早就提出了这一点：“工艺的基本原理就是统治的基本原理。”
[4]工具理性所关注的是非人格化的逻辑关系，它以可计算的效率为主要追求目标，拒绝一切价值考虑的介入。
随着工具理性的强化与扩张，人本身也逐渐失去了主体性而被对象化：它似乎仅仅成为机器（广义的机器，包括工业机器、政治机器等）的附属物，除了服从技术规程之外，别无选择。
作为现代分工体系中的一个角色，人的独特需要、情感受到了无情的漠视。
在某种意义上，现代社会仿佛成了技术社会，从机器大生产，到政治机构的运转，处处可以看到技术的专制。
早期的近代启蒙思想家曾庄严地宣告人是目的，他们乐观地确信，随着工业化的完成，这一理想化的原则将越来越成为现实。
然而，历史却无情地使人面对如下事实：工业化往往趋向于非人性化。
技术专制及其非人性化倾向导致了日益严重的价值危机。
在工业化的西方，存在意义的失落已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
存在主义对人的存在之关注，法兰克福学派及海德格尔等对技术异化的批判，等等，从不同方面反映了这一现象。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尼采曾向世人宣告：上帝死了。
这一判定是意味深长的，它表明，人可以靠自己站立起来。
质言之，上帝之死的背后，应当是人的自我挺立。
然而，正如工业化没有真正实现人是目的的信念一样，技术对人的操纵，也没有使人真正成为自主的存在。
历史似乎又一次捉弄了人：继上帝死了之后，是人本身的虚无化。
诚如一位当代哲学家所说：“十九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二十世纪的问题是人死了。”
[5]与注重工具理性相联系，现代文明往往以功利原则为社会运行的杠杆。
按丹尼尔·贝尔之见，在工业化之初，往往有两股力量相互作用，即韦伯所发现的宗教推动力与经济冲动力，后者即主要表现为功利的冲动。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经济冲动力逐渐成为唯一的动力。
[6]于是，功利的冲动越来越失去了超验的抑制力量。
[7]无可否认，功利原则确实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某种活力，但功利原则的片面突出，同时也带来了另一重后果，即所谓市场取向的形成。
在过度的利益欲求驱使下，人往往按市场的需要来塑造自己，“他的目标是在市场上成功地出卖自己”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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