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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化的历史需要与儒家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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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现代到现代，在某种意义上表现为一种深刻的社会变革。
作为涉及社会文化各个层面的历史过程，现代化从起步到展开，都需要价值观的支持。
所谓观念的转换，首先便是价值观的转换。
韦伯曾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兴起之间的关系做了富有启示意义的考察，新教伦理的核心即其价值体系，而所谓资本主义则被广义的理解为近代以来的西方文明。
这样，当韦伯确认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因果关联时，便同时注意到了价值观对现代化过程的重要影响。
如前文所论，儒家价值体系包含多重意蕴，儒学批判思潮与新儒家分别着重强化了其中的一个侧面。
从现代化的历史需要看，儒家价值取向的现实效应往往并不相同，它的某些方面可以通过转换而成为现代化过程的传统资源，另一些方面则似乎应作为历史的重负而加以扬弃。
儒家价值体系的这种重新定位当然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完成，根据解释学的观点，对传统的理解和转换本质上将展开为一个历史过程。
不过，以今天的文化历史结构为背景，我们至少可以提出若干思考方向。
按照韦伯的理解，现代文明可以看作一个理性化的过程。
这里的理性化首先展开于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如果能有效地以某种手段达到特定目的，便可视为合理的行为。
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对工具合理性的追求，促进了以逻辑推理为特征的数学及实验科学的发展。
一般而论，与文化的不同形态相应，现代化过程总是涉及器物、制度、观念等层面，这些方面固然相互关联，但又有其相对独立的内容。
就器用层面而言，现代化确实更多地依赖于工具意义上的合理化及与之相关的科学技术，今天，效率原则（目的——工具的合理性）与科技的高度发展，几乎已成为现代化的同义语。
[1]
儒家自先秦开始，便对理性的品格予以极为自觉的关注，并由此形成了理性主义的传统。
就外在形式（如理性的态度）而言，儒家的理性主义与现代化的理性化要求无疑有相近之处，但二者的内在意味则颇有不同。
儒家所理解的理性，一开始便带有某种伦理化的特征。
孔子肯定仁知统一，但在其仁学体系中，知基本上居于从属的地位。
这一思路在儒学的演进中不断强化，逐渐成为儒家的思维定式。
作为仁道的展开，理性主要不是体现为一种效率的原则，换言之，它所追求的，并不是通过理智的计较，去有效地完成某种功利的目的，而是仁道的自觉贯彻；在知仁合一的形式下，价值的关怀超越了事实的认知，道德的自觉压倒了功利的谋划而成为理性的主要表现形式。
这种价值取向与重义轻利的原则相互关联，导致了对工具理性的相对抑制，与此相联系的则是科学始终只处于技的地位而难以提升为道。
宋明时期，理学家强调德性之知对见闻之知的优先性，伦理理性为本、工具理性为末的格局进一步趋于极端化。
明清之际的诸儒虽然在转换如上的传统价值趋向上做了努力，但这种转换并未能成为儒家价值体系的正统。
在整个前现代时期，工具理性始终未能在正统儒学中获得应有的价值地位。
儒家的如上价值原则对建构现代文明所要求的理性化机制，确乎很难充分提供文化心理上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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