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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天理的权威化与良知准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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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义利之辩到理欲之辩，作为普遍规范的义与理逐渐被提到了至上的地位，后者上接了儒家的经学传统，并使之进一步向权威主义的价值观衍化。
当然，宋明新儒学的这一主流更多地体现了正统理学的发展趋向。
在陆、王那里，与心即理的主张相应，权威主义的原则多少有所弱化。
（一）天理的权威化
义理具有一元性，是正统理学的基本信念。
张载已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天下义理只容有一个是，无两个是。”
[168]程、朱对此做了进一步的发挥：
理则天下只是一个理，故推至四海而准，须是质诸天地，考诸三王不易之理。
[169]
道者，古今共由之理……自天地以先，羲黄以降，都即这一个道理，亘古亘今，未尝有异。
[170]
质言之，理（道）是超越时空的最高准则，从古至今，天地之内，一切对象无不受其制约。
在此，理（道）的至上性与理（道）的唯一性开始重合为一，而理本身由此也获得了绝对的性质。
作为贯通天下古今的绝对准则，理构成了主体行为所不可逾越的规范。
从饮食起居到社会交往，一切言行举止，无论巨细，均应纳入天理的框架之中：“百行万善总于五常。”
[171]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亦即理的具体节目。
面对天理的绝对制约，主体唯有无条件的顺从，而不能有丝毫偏离：
说非礼勿视，自是天理付与自家双眼，不曾教自家视非礼，才视非礼，便不是天理；非礼勿听，自是天理付与自家双耳，不曾教自家听非礼，才听非礼，便不是天理；非礼勿言，自是天理付与自家一个口，不曾教自家言非礼，才言非礼，便不是天理；非礼勿动，自是天理付与自家一个身心，不曾教自家动非礼，才动非礼，便不是天理。
[172]
孔子曾提出了非礼勿视等主张，其中已明显地蕴含着对伦理原则绝对性的注重。
理学家则进而沟通礼与天理，将主体对礼的自觉遵循转换为天理对主体的外在规范，从而赋予普遍的行为准则以权威的性质。
天理不仅规范着外在行为，而且制约着主体的内在意识。
在所谓道心说中，这一点表现得相当明显。
如前所述，程、朱将主体意识区分为道心与人心两个方面，并要求以道心为一身之主，而人心则必须听命于道心。
所谓道心，无非是天理的内化：“道心者，兼得理在里面，‘惟精’是无杂，‘惟一’是终始不变，乃能‘允执厥中’。”
[173]以道心为一身之主，意味着确立天理的内在主宰地位。
如果说，礼对行为的规范，主要体现了外在权威对主体的制约；那么，道心为主，则使外在权威内化于主体意识。
从非礼勿视到道心为主，权威主义的原则渗入价值体系的深层。
权威主义原则体现于广义的意识形态，便展开为拒邪说、斥异端。
宋明理学形成于隋唐之后，一度兴盛的佛学虽在宋明已渐趋式微，但仍余音未绝，因而理学家的拒斥对象，首先指向佛学。
在理学家看来，佛教虽有某些理论上的建树，但作为异端，它在总体上必为学术之害：
异端之说，虽小道，必有可观也，然其流必害，故不可以一言之中、一事之善，而兼取其大体也。
[174]
从理学的衍化看，尽管它多少吸取了佛学的某些观点，并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为儒释道的合流，但在总的价值取向上，理学始终将佛道视为异端而加以排拒。
这种拒斥不仅仅是一种门户之见，它在本质上乃是以权威化的大道否定作为异端的小道。
理学所谓邪说，当然不限于佛学，它在广义上包括正统理学之外的各种观念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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