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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逍遥的理想与天命的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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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与自然和名教、个体与整体之辩相联系的，是人的自由问题。
[110]玄学好谈自然，而顺乎自然很容易引向逍遥（广义的自由）；玄学又重个性，而个性的伸张同样在某种意义上蕴含着对自由的向往。
但就玄学的主流而言，自然总是受到名教的约束，个体则始终受到整体的抑制，这种约束和抑制在更深的层面上又关联着必然之理。
于是，如何协调逍遥的理想与必然的制约，便成为魏晋玄学又一理论重心。
历史地看，这一问题的讨论同时又表现为儒家力命之辩的进一步展开。
（一）以道御变：自由的限度
从自然的原则出发，王弼要求“因而不为，损（顺）而不施”
[111]。
这里既突出了自然的原则，又蕴含着反对外在压抑之意，二者从不同的方面表现出对个体自主性的某种容忍。
事实上，相对于两汉的正统儒学，王弼确实更多地注意到了人格的塑造不能离开主体的自主选择。
就主体的行为而言，正由于主体在社会生活中的活动与自主的选择相联系，因而王弼一再强调求诸己：“无责于人，必求诸己。”
[112]不难看出，这里的前提便是主体的行为并非仅仅由外在的力量所左右。
个体的自主性当然不仅仅在于“求诸己”
，它同时又涉及主体与对象的关系，并相应地有其本体论的根据。
在对“变”
做界说时，王弼指出：
变者何也？情伪之所为也。
夫情伪之动，非数之所求也，故合散屈伸，与体相乖。
形躁好静，质柔爱刚，体与情反，质与愿违。
巧历不能定其算数，圣明不能为之典要，法制所不能齐，度量所不能均也。
[113]
现象的变化往往具有随机性，很难用一种统一的模式来规定，这种不可为典要的随机现象，也就是所谓“适然”
（偶然），它在本质上乃是必然之道的外在表现：“权者，道之变。”
[114]作为道的外在表现，偶然的现象往往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气质柔顺者，可以有偏爱刚强的外观，表面好动者，其性格也许喜静，这种现象常常因物因人而异，“不可豫设”
[115]。
正是客观上存在的这种偶然现象，为主体的选择提供了前提。
偶然性无非是外在的可能性，正因为现象的变化可以如此，也可以如彼，亦即蕴含了不同的演变可能，因而主体才具有某种选择的余地。
当然，也正因为偶然性不可预设，因而给主体的选择与行动带来了困难：“变无常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豫设，尤至难者也。”
[116]王弼的这些看法注意到了偶然性的存在，并把人的自主选择与偶然性联系起来，从而使自由问题的考察超越了主体意愿的范围。
然而，尽管偶然性为主体的选择提供了可能，但仅仅依据偶然性，往往难以做出合理的选择。
偶然性不外是“道之变”
，在偶然性之后，总是存在着必然之道或必然之理。
现象的变化固然不可为典要，但它最后总是受到道或理的制约：
物无妄然，必由其理。
[117]
相对于现象的多变性与随机性，道（理）具有恒定的特点：“返化终始，不失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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