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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古今之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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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思想家在注重“究天人之际”
的同时，又强调“通古今之变”
，董仲舒的价值体系同样体现了这一贯通天人古今的宏阔旨趣。
在他看来，天人之辩与古今之辩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
[56]
而其价值建构工作确实也具体展开于古今之辩。
就儒学的演变而言，先秦儒家已从不同方面注意到了古今关系。
孔子自称“信而好古”
[57]，而所谓“古”
，首先又与周代礼制相联系：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58]
周代表了过去的时代，在孔子看来，正是这一时代，凝聚了完美的文化成果，展示了理想的社会形态。
这里无疑包含着对社会文化理想的向往和追求，但这种追求并不表现为对未来的展望，而是以回溯和缅怀过去为其形式，而由此形成的，则是一种崇尚传统的价值取向。
文化的发展是一个绵延的过程，它的每一次进步，总是要以已往的文化成果为其历史前提；对传统的虚无主义态度，必然将导致对文化本身的虚无主义态度。
孔子之“信而好古”
，首先表现了对文化历史延续的关注，所谓“周监于二代”
“从周”
等，强调的即文化的前后相承。
事实上，在解释儒家基本伦理规范“孝”
时，孔子已表现出对文化延续性的关注。
就文化的演进而言，唯有通过文化的前后承继，才能使每一时代所达到的文化历史成果不断得到积累，并进而形成稳定的文化传统。
历史地看，儒家注重文化延续性的价值取向，对形成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确实产生了无可否认的影响。
然而，由注重文化的历史延续，孔子又表现出某种因循尚古的趋向。
当孔子赞叹“郁郁乎文哉”
，并宣称“吾从周”
时，他固然注重到了历史不能割断，并肯定了应当尊重已往的文化历史成果，但同时又把一定历史阶段所达到的文化成果视为最完美的文化形态，亦即将已往的文化形态加以理想化，从而形成了一种理想在过去的思维定式。
正是本着这一思路，孔子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59]在这里，文化的延续似乎并不具有开创未来的意义，而只是向理想化的过去恢复。
一般而论，文化的发展固然以积累为前提，但积累本身离不开创造。
尽管孔子本身在现实的层面体现了“述”
（承继）与“作”
（创造）的统一，但相对而言，他在注重文化延续的同时，似乎未能从理论的层面对“作”
（文化创造）予以更适当的定位。
当然，以过去为理想，并不意味着完全沿袭往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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