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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下无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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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人之辩上，董仲舒既以儒家为本位，同时又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各家。
后者不仅表现在援法入儒，而且体现于对墨、阴阳、五行、黄老等诸家的吐纳之上。
诚如不少论者所指出的，董仲舒对天道和人道的考察，多方面地吸取了从先秦到汉初的各家之说，从而展现了一种兼容的精神。
相对于先秦诸子各树一帜、彼此相辟而言，汉代思想家更多地表现出综合的趋向与沟通的胸怀，后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天下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的时代特点。
从文化的深层来看，兼容不仅是对待诸子百家的具体方式，它同时又表现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取向。
作为一般的价值原则，兼容的精神与儒家的权变观念显然有其内在的一致性。
权变的观念拒斥僵化，与执一而排外相对，它要求思想始终保持开放的性质，并适时地加以调节，从而使体系具有理论的张力。
事实上，在以兼容的方式对待百家的同时，董仲舒一再地肯定了权变的原则：
春秋有经礼，有变礼……明乎经变之事，然后知轻重之分，可与适权矣。
[43]
先秦儒学已提出了权变的观念，但在孔孟荀那里，权变主要与具体的境遇分析相联系，董仲舒则将权变观念与开放的文化心态联系起来，从而使之由个体的应变方式提升为一般的兼容精神。
儒家的权变自始就与经相联系，并受到后者的制约，董仲舒在肯定权变观念的同时，也承继了如上思路。
在董仲舒看来，各家之说固然有其可吸纳之处，但立说之本则是经传：“夫义出于经，经、传，大本也。”
[44]此处之经传，即儒家的基本教义以及这种教义的阐释发挥。
面对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的时代思潮，儒学诚然应当通过兼容众说，吞吐各家来加以调节，以适应新的时代，而这种调节也必然会伴随着对其原始形态的某些偏离，但这种偏离只能限于基本原则（经）所许可的范围，而不能越出此域：“夫权虽反经，亦必在可以然之域。”
[45]不难看出，在经与权二者之间，经总是处于主导的方面：与权相联系的调节与变通，乃是不得已而为之。
相对于循乎经，权变往往伴随着心理上的某种失衡：
为如安性平心者，经礼也。
至有于性虽不安，于心虽不平，于道无以易之，此变礼也。
[46]
不安于心是因为偏离了经，无以易之则表明非如此则无法应变，这种矛盾的心态固然确认了权变的必要，但同时也更多地表现出对经的尊崇：后者似乎已成为一种深沉的文化心理情结。
经的至上性逻辑地蕴含着一元的价值取向。
在荀子那里，追求一统的趋向已初露其端，董仲舒对此做了进一步的发挥：
天下无二道，故圣人异治同理也。
[47]
故常一而不灭，天之道。
[48]
不一者，故患之所由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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