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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义的外部确证及其工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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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孔子到孟子，儒家大致已形成了一种注重义的传统，后者同样制约着荀子。
事实上，在荀子那里，礼义常常并提。
正如礼必须加以遵循一样，义也不容偏离：“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不为也。”
[49]得天下在广义上带有功利性质，不以得天下而行不义，意味着确认义的内在价值。
就这方面而言，孔孟荀确实有其前后相承之处。
[50]
不过，在对义做进一步界定时，荀子与孔孟表现出不同的思路。
如前所述，孔子在强调义以为上的同时，又对义做了某种“净化”
，从而多少使之成为一种游离于现实基础的先验原则。
与之相异，荀子对义的外在基础做了更多的考察。
根据荀子的理解，义并不是一种抽象的先天原则，与礼一样，它在本质上形成于社会发展的历史需要：
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
争则乱，乱则穷。
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
[51]
人何以能群？曰：分。
分何以能行？曰：义。
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
[52]
在这里，义的作用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通过确定度量分界，合理分配物质财富，以消除和避免纷争，从而保证整个社会的稳定；其二，调节社会等级结构中不同个体的关系，以形成社会群体的凝聚力，从而增强驾驭自然的力量。
无论是消除纷争，还是强而胜物，都表现了广义的功利要求。
荀子以二者为义产生的社会前提，实际上从历史起源的角度，肯定了道德（义）的社会功利基础。
于是，义不再仅仅根源于人的先天理性或良知，它首先表现为社会发展的历史产物。
正是通过这种历史的理解，荀子开始在某种程度上扬弃了义的封闭性与抽象性。
循沿如上思路，荀子进而认为，作为道德原则的义不仅在历史起源上有其广义的功利基础，而且其现实形态也并非隔绝于实际的功利：“故知节用裕民，则必有仁义圣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积矣。”
[53]“治万变，材万物，养万民，兼制天下者，为莫若仁人之善也夫。”
[54]“循其道，行其义，兴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归之。”
[55]如此等等。
在此，节用裕民、材万物、养万民、兼利天下等功利的结果，实际上构成了义的一种现实确证；换言之，真正的义，最终总是与功利的效应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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