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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恒心的根据与惟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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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以不失其义为独善其身与兼善天下的统一基础，内在地蕴含着对义的注重。
义作为一般的当然之则，其内化形式表现为主体的道德意识。
就后一含义而言，不失其义也就是确立并保持稳定的道德意识，这种道德意识，孟子称之为“恒心”
。
恒心的形成以什么为前提？孟子对此做了探讨：
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
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
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
[43]
制民之产，是孟子仁政说的基本内容之一，作为仁道的引申与展开，它同时又被赋予了道德的意义：正是恒产，构成了恒心的必要条件。
在此，孟子已开始注意到了道德意识与经济境况之间的关系：恒心总是建立在恒产之上。
相对于孔子“义以为上”
的命题，孟子的如上看法无疑已触及道德的外在基础。
就其深层内涵而言，恒产与恒心所涉及的，乃是人的需要与道德要求之间的关系。
所谓制民之产，无非是使人们能够获得一定的生产和生活资料，从而得以满足基本的物质需要（“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
），只有在达到这一点之后，才可能产生道德的要求（使之从善）。
关于这一点，孟子在另一处做了更明确的阐述：“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
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44]水与火在日常生活中总是多而易得，如果满足基本需要的生活资料（菽粟）能像水火那样充足，那么，要求人们去遵循道德规范便变得比较容易了。
在这里，孟子实际上对人的感性需要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并把这类需要的满足视为一种合理的要求。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孟子以基本感性需要的满足为“仁”
的前提，这就肯定了，不能把道德理解为远离基本需要的抽象规范。
不过，以恒产为恒心之前提，并不意味着可以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归结为利益关系。
如果仅仅考虑利益得失，那就很难避免社会成员之间的紧张与冲突：
王曰：“何以利吾国？”
大夫曰：“何以利吾家？”
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
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45]
人的存在固然离不开利，恒心的形成也不能完全撇开感性需要的满足，但利总是首先与特殊的集团或个体相联系，而不同的集团、个体的利益关系往往并不一致，这样，以利为行为的唯一原则（上下交征利），便无法保持社会的稳定：社会最终将在冲突中走向危亡。
在此，孟子已清晰地看到了，把人际关系仅仅纳入利益框架必然会导致消极的社会后果，换言之，应当将人从单纯的利益计较中提升出来。
事实上，在孟子的无恒产则无恒心说中，已经蕴含着超越功利关系的要求：恒产固然是恒心的前提，但恒产本身并不是目的，制民之产的目的是使民形成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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