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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力与命的内在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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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对仁道原则的注重，同时意味着确认人（主体）的力量：当他强调天下兴废系于仁人时，实质上即从一个侧面突出了主体的历史作用。
与孔子一样，孟子一开始便怀有十分强烈的使命意识。
他曾游说奔走于诸侯之间，为实现仁政的理想而不遗余力，而这种社会责任感，便是基于“舍我其谁”
的自信：
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14]
这当然不仅仅是个人的自大虚狂，毋宁说，它体现的乃是一种深沉的历史自觉：天下之平治，并不是展开于主体之外的过程，它最终通过主体的作用而实现；所谓“我”
，便可以看作主体力量的象征。
历史由人主宰的信念与自我的使命意识相融合，使儒家形成了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
也正是以如上的信念为根据，孟子将身视为天下国家之本：“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15]这里的“身”
并不是一个生物学的概念，而首先具有社会学的意义。
从家、国，直到整个天下，形成了一个层层相关的社会构架，而这一构架的最终承担者，则是无数的个体。
换言之，主体的活动不仅影响着历史的进程，而且构成了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本），可以看出，人的作用在此确实得到了空前的高扬。
孟子的这一思维趋向为后来的《大学》所进一步发挥，并对整个儒家的思想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不过，在孟子看来，尽管人参与了历史过程并影响着这一过程，但人的作用同时又受制于主体无法支配的超越力量。
平治天下固然离不开“我”
（“舍我其谁”
），但这一过程的完成，却是以“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为前提的[16]，后者乃是一种带有宿命性质的历史演变趋势，它在某种意义上表现为超验主宰的安排。
当然，这种主宰并不是人格化的神，但它确实又超然于历史过程之外。
从孟子关于舜继尧位的一段议论中，我们便不难看到这一点：
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
孟子曰：“否。
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
“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
曰：“天与之。”
“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
曰：“否。
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
[17]
社会政治权力的转移虽然通过人的活动来完成，但这种转移并不仅仅出于主体的选择。
在它的背后，还有一种更为根本的力量（天），这种力量诚然不具有人格的形式（非谆谆然命之），但却左右着人的历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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