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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仁道原则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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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将人与禽兽之分提到了突出地位，并反复加以辨析。
这一问题所涉及的，实质上也就是天人之辩。
在孟子看来，禽兽是一种自然的存在，如果一个人回到自然的状态，则他与禽兽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具体地说，人与禽兽之别究竟体现在哪里呢？孟子首先从内在的心理层面做了规定。
按孟子之见，凡人皆有普遍的道德情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2]正是这种本善之心使人超越了自然的状态，并成为一种文明化（人文化）的存在。
在谈到舜的“在”
世方式时，孟子曾对此做了阐释：
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
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
[3]
这里的“几希”
之性便是指以恻隐、羞恶等形式表现出来的心理道德情感。
它的存在，使人即使生活在自然的环境之中，也依然保持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并对人类社会特有的道德现象（善言、善行）产生巨大的向心力。
孟子把人与禽兽、自然状态与人化的社会区别开来，并要求超越自然的状态而提升到异于“野人”
的文明（人化）层面，这无疑体现了奠基于孔子的儒家人文主义取向；而他从人性之中去寻找人不同于禽兽的本质规定，则表现了把仁道原则与内在心理情感联系起来的思路。
事实上，在孟子看来，作为文明社会基本规范的仁道原则，便是人的内在心理情感的展开：“恻隐之心，仁之端也。”
[4]孔子曾以思念父母的情感为孝（仁的具体形式）之根据，孟子的如上看法与此显然有相近之处。
不过，孔子在谈到情感与孝的关系时，主要侧重于情感的自然流露，而孟子所谓“恻隐之心”
“羞恶之心”
等则被视为人异于禽兽、野人的特殊本质（性），因而更多地带有理化（人化）的色彩，就此而言，孟子似乎更突出仁道与自然的区分。
当然，以恻隐之心等心理情感为仁道的内在根据，并不意味着将仁道仅仅限制在主体意识的层面。
作为人化（文明化）的象征，仁道应当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准则。
正是基于这一看法，孟子进而由不忍人之心（仁心）推出了不忍人之政：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
[5]
不忍人之政亦即所谓仁政，孟子曾对仁政的内容做了相当具体的设定，概括起来，大致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制民以恒产，亦即使小生产者拥有一定的土地，使之“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
[6]，年成好能丰衣足食，灾年亦能免于饥寒；其二，实行德治，亦即通过教化等方式来安抚人民，而不是以暴力的方式来压服人。
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孟子的如上主张自然不免有其迂阔之处；他以井田制作为制民以恒产的形式，更是逆乎历史发展的趋势。
不过，孟子把被统治者的安居乐业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并以此否定背离人民意愿的暴政，毕竟又体现了一种人道的精神，这实质上可以看作“泛爱众”
的观念在社会政治领域中的展开。
这样，从孔子的仁道到孟子的仁政，儒家人文主义原则便表现为一个深化的过程：它开始由一般的伦理要求，进一步提升为社会政治生活的准则。
孟子的性善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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