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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统清议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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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在古代中国本身含有批评、批判之意。
清议是一种由士人议论构成的言论场，政治议论是其最重要部分。
作为体制内不同政见的表达，清议常被视为一种古典“舆论”
，为古代政治制度或非正式制度所承认，并由御史和言官两大系统支持，后者为清议的存在提供了相对正规的空间。
但清议的存在并不能真正解决民间意见的沟通与伸张，它虽部分体现了理想中的公共精神，却难以突破自身瓶颈。
首先，这基本是一种体制内言论。
古代士人的议论传统，可追溯到齐国的稷下学宫，养贤之风的制度化可视为清议的渊源之一。
[22]清议主体由士人构成，虽然带有边缘挑战中心的色彩，经常来自权力核心之外人士，但基本限于官僚体制之内，“民间”
色彩相当淡薄。
地区清议主持者经常是各种官员[23]，背后不无地方、群体利益，即使来自学校或书院，后者作为候补官员的士人，本质上属于体制内精英。
从历史实践看，无论清议指认自身代表何种群体，传播和影响范围多局限在士大夫圈子，官方正式制度之外的所谓民间势力几乎不存在。
这种情况为中国传统政治结构所决定，即知识精英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无法摆脱对政权的依附，后者通过科举制吸附了社会精英，并给予社会地位确认。
就儒家精英而言，他们可以考量民众言论“可以达到何种层次和幅度”
，但“不是把民众引入实质的政治审议和决断过程。
在这方面，核心力量仍然是士大夫代表的精英群体”
[24]。
其次，正如李剑农所言，“中国的政治向来是奉圣经为准衡，故六经就是中国的宪法”
[25]。
清议的思想资源为儒家思想，核心价值诉求为“合道德性”
。
传统官僚的责任意识，形成于“领袖魅力意识和监察伦理的结合”
，道德自主的内在意识和超越力量，与学者们充任“君子”
角色时一向要求的政治上的领袖魅力相关联。
[26]因此，从根本上来说，“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上，最得势的当然是政治道德论，儒家思想根本认为政治是道德的延长”
[27]。
具体来说，儒家思想中的重名思想、重道轻势的道势观以及君子小人之辨，是清议的主要推动力量。
[28]其评价方式是道德式的，这种道德无法超越儒家伦理，即使偶有所谓“异端”
，也是在此基础上的调整和校正，如李卓吾等人之偏激，也未能与近世新儒学的传统断裂。
需要注意的是，儒家传统中虽有孟子“民本”
和无道“革命”
的脉络，但一则没有在政治实践中得到彰显，更多的反倒是加强王权思想的制度在实际中得以发挥；二则“民本”
与近代民主观念也非同日而语，后者是个体权利基础之上的政治运作结果，儒家的“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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