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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构中国式“中层理论”
解释的多重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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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严格按照“中层理论”
的标准衡量我国中国史的研究现状，无论是在经验研究还是理论准备方面，80年代开始重新起步的新时期探索都还不足以形成自己鲜明的风格和具有原创能力的诠释框架。
然而90年代以来的社会史发展在选题设计与方法更新上毕竟有别于80年代。
我们虽然无法从总体上为这一时期的探索重新定位，或对其新内涵准确地加以释义，但我们仍可以通过具体研究的展示来观察90年代社会史融入和会通世界新思潮的程度，以及这种会通融入对理解中国社会变迁的新进展。
我以为建构起中国式的“中层理论”
尚需要积累和时间。
从目前的研究现状观察，可能在以下几个具体方面逼近“中层模式”
的论述规则。
比如从探讨中国社会空间从传统到现代的建构规则与形式入手，特别关注社会变迁造成的空间观念与结构的转换。
比如笔者近期的一项研究就依据北京市档案馆所藏卫生局与社会局档案，以旧式产婆和阴阳生的训练与取缔为例，深入探讨了西方医疗体系传入北京后对城市空间变化的多重影响。
其问题意识在于细致揭示西方医疗教育的规训机制，如何从内部封闭的自身运作，逐步扩展为一种威胁传统社会空间的新型社区形态，这样就把看上去是一个纯粹医学史的问题转换成了一个医学社会史的问题。
以往的研究表明，近代中国城市空间自晚清以来发生了重要变化，特别是新型警察系统对城市社区的监控有所加强。
尽管如此，社区传统组织的功能仍一度占据着主导地位，北京城在“新政”
以前一直是个崇尚社会自我控制的城市，这种控制通过会馆、贸易行会、水会及家庭来规范个人，具有相当大的权威性。
警察对社区空间的渗透与分割能力是相当有限的。
但是20世纪20年代西方卫生实验区在北京的建立，比警察制度更为有效地破坏了传统社区中有关生死控制的形式和传统理念，从而使接生婆和阴阳生原有的公共形象与专业认同之间发生了紧张和错位。
首先，在卫生示范区建立于原有社区之上以后，属传统医职人员的公共形象优劣的权威标准不是由地方社会的传统成员加以认定，而是由国家体制控制下的医疗程序加以认定，这样就造成产婆在原有社区内身份的变化。
其次，产婆和阴阳生原有作为宗教仪式性的专业认同功能发生了转换。
专业认同不是由地方社区中的仪式界定所能垄断，而是国家通过对医疗空间的控制，如卫生事务所网络的建立来为产婆的身份赋予新的内涵，这种内涵的依据即是现代医学体制内的产科接生技术。
同时，国家通过产婆训练班和阴阳生取缔章程实现了国家权力对城市社会生活更为全面的控制。
[35]笔者在另一篇研究湖南书院的文章中，同样处理的是空间问题。
应星则在反思中外学者关于士绅社会的诸多理论的基础上，运用布迪厄有关“场域—资本—惯习”
的互动关系框架，细密地分析了晚清科举制被废除后中国近代社会的支配关系在湖南地方的复杂表现。
这篇文章认为，西式学堂作为新的文化资源进入科场场域之后，由于具有高度严密而强制的地方控制性，故而迫使传统科场行动赖以维系的士绅惯习发生了很大的变异。
而在1905—1913年，学堂积累起了替代科名的新的文化资本，学堂与各个权力场域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尤其是皇权对学堂的支配实际上已为官绅富商所排斥。
但是，学堂不仅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支配结构，为原来的被统治阶级带来更多的上升机会，反而使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政治资本的交换日渐公开化，从而使这种支配关系的遮掩机制被破坏殆尽。
学堂孕育出的反体制冲动在事实上仍然维系着官绅富商支配权力的再生产，但却已无法实现这种支配关系的合法化了。
如此一来就造成了科举废除后的“后科场场域”
状态。
[36]此文颇值得注意的地方是采取了集体传记的研究法（pmsopography），通过分析近一百五十名各方面有一定代表性的士绅资料，重建起了中国近代变迁中普通湖南士绅的生活史，丰富了社会史研究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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