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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儒学地域化”
概念在西方中国学脉络中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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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学者则已经意识到了“儒学地域化”
概念的提出，可能有建立中国史研究“中层理论”
解释框架的意图，并想通过这种框架的进一步完善，来回应西方中国学研究已经提出的中层问题，并与之展开对话。
也正因为如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一书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不同传统和背景的多元影响。
这种影响包括中国传统和西方理论两个方面。
其中汪晖就认为作者面临三个传统的熏陶：第一个传统是中国自己的史学传统，其中既有旧的史学传统的影响，也有中国现代史学传统熏陶的痕迹。
作者虽然不断试图摆脱这个构架，但他还是很尊重这个传统，这表现在书中大量使用历史例证来解释问题。
第二个传统就是福柯的系谱学，即把它作为一个话语来解读。
比如说为什么过去理学里面分关学、洛学、闽学等等，这本身就是一个discourse。
如果用来分析这些话语背后的东西，就可能是典型的福柯系谱学的解读方式，但不是作者现在采用的这种方式。
现在这个方式反而是很尊重中国传统史学的路子，把地域化作为一个史实，而不是一套话语来处理。
第三个传统是这本著作好像应在美国的中国学系谱里占据一个重要位置，因为它是“中层理论”
的建构问题。
汪晖把“儒学地域化”
的论说方式放在美国中国学的理论脉络里进行了一番解析，比较了两者在建构思想与社会之关系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异同点。
美国中国学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跟欧洲汉学非常不一样，因为它主要是战后发展起来的。
“战略研究”
和“现代化”
理论的出现，构成了美国中国学研究观察中国的两个重要背景。
所以从费正清开始，出现了“冲击—回应”
的模式。
以后的汉学家很大程度上是靠回应和批评这一模式而构建自身的体系的。
从孔飞力开始首先开掘出所谓地方史研究的新领域。
这个新领域开始追问所谓中国的“现代性”
问题，并追问：到底这个现代问题是从哪儿来的？是对外部的一个回应呢，还是在当时中国历史内部已经存在了转换的基本动力？通过这种追问，地方史研究逐渐对思想史的模式构成了挑战。
人们意识到，几个精英的思想怎么可以解释那么多的社会变迁呢？于是有大众文化的研究相配合而兴起。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学者坚持思想史的研究，但是把社会史结合了进来，比方说艾尔曼从事的就是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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