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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儒学地域化”
概念：知识社会学建构的得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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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西方学界运用“中层理论”
对中国近代社会的诸多问题进行解析，经过十几年的探索已渐成风气，而且出现了一批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
与之相比，国内的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原因是还没有多少人有意识地从此角度出发，融会西方中国学既有的研究成果，培养自己“中层理论”
的建构意识和知识共同体。
即使是较为稀见的几种著作，在论题设计和结构叙述方面也仍未达致成熟的境界。
不过尽管如此，对处于尝试阶段的中国历史学“中层理论”
的构造方式予以批判性关注，并以之和西方中国学已成规模和定式的研究进行比较，仍不失为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可以以“儒学地域化”
概念建构的得失为例，探索一下“中层理论”
在中国史研究中的应用前景。
《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一书的写作出发点是想说明，近代湖湘、岭南、江浙三大知识群体在从事不同的日常生活和社会运动时，凭借和利用了具有相当深度的传统区域儒学资源。
换言之，近代知识群体的行动依据，不是整体性的儒学框架所能解释的，它背后必然有某种相当地方化的，具有很大差异性的话语条件作为基础。
这本书的不同之处，也正是想在各种区域话语网络与相关的知识群体行为之间建立起一种合理的解释关系，并且试图用“儒学地域化”
这个中层概念对这种复杂的互动关系加以涵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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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解构“整体论”
儒学，同时试图建立区域儒学话语互动系统的努力虽然并未在史学界招致广泛反响，却也引起了一些其他学科学者的相关讨论和批评。
评论者对“儒学地域化”
解构儒学整体论的做法及其知识论探索的定位似乎并无异议，关键在于解构的方式是否真正冲出了传统解释的圈套。
比如关于“知识论”
的定位问题，邓正来的评论就十分明确。
他说：从知识生产和知识增长的角度看，中国的历史学研究大体仍处在库恩所谓的“常规”
而非“革命”
的阶段，或者说仍处在具有高度政治性的“事件史”
论式或虚妄的“逼近乃至还原历史”
的客观主义范式支配之下。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仍有一些严肃的学者在不断地努力，力图摆脱这种知识范式的支配；而在这些努力当中，《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这本著作具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首先，它所讨论的主题乃是近代中国知识群体及其所拥有的知识与中国近代历史运动之间的关系。
然而就此一论题而言，至少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书中讨论这一论题的目的显然不同于其他的同类研究，因为《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一书的目的并不在于就事论事地对当时的事件性材料或思想形态进行论辩，而在于透过中国近代区域知识群体的研究，对隐含于其后但却处于支配地位的常规性历史研究的理论框架进行实践性的追究，而这最为凸显于作者在本书开篇就明确宣称的“知识论”
定位；这一“知识论”
立场的定位，不仅表明了作者置历史研究于历史哲学运思层面的意图，而且还在其相当具体的叙事中，标示出他对纯粹的思想史研究路径以及纯粹的社会史研究路径的摒弃，及其对主客观互为渗透和影响的知识社会学立场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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