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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黄宗智的“过密化”
概念对“中层理论”
建构的导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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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本书的第一章已概要性地分析了东西方几种对中国社会史研究很有争议的模式。
在中国大陆的研究语境中，上述的某个模式如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社会史研究传统曾经挟政治意识形态的力量支配历史学家多年，另一些诠释方法如心理主义模式、国家—社会二分框架等基本采取的是民间形态，并没有进入史学主流。
就笔者自己的观察而言，中国社会史界并不存在美国中国学界发生过的所谓方法论的阶段性转换问题。
即使在美国中国学界内部，也不存在所谓“范式”
意义上的解释危机，因为“现代化”
模式采取的路径表面上与强调整体性效应的“革命”
解释迥然有别，实际上其具体命题的分析却与“革命”
模式具有内在的衔接性。
例如，对“市民社会”
与“公共领域”
概念的移植，强调的是中国城市在19世纪也出现了类似西方的资本主义因素，多少就与大陆史学界在“革命”
模式的制约下进行的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具有某种呼应。
尽管“资本主义萌芽”
问题从属于大陆的“革命”
叙事，而有关“公共领域”
的讨论则属于典型的现代化论述框架，可两者都是要企图寻找出中国革命发生的近代化因素和动力。
黄宗智称此为“规范认识”
的危机，他曾解释说：
所谓规范认识指的是那些为各种模式和理论，包括对立的模式和理论所共同承认和已成为不言自明的信念。
这种规范信念对我们研究的影响远大于那些明确标榜的模式和理论。
它们才是托马斯·库恩1970年《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的“规范认识”
（paradigm）一词的真正含义。
近数十年累积的实证研究动摇了这些信念，导致了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
[11]
黄宗智所说的“规范认识危机”
也就是德里克所说的“范式危机”
。
两者的区别在于，德里克只把“现代化”
模式取代“革命”
模式后造成的困境看作“范式危机”
，而黄宗智则进一步把“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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