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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汉口模式”
的批评与反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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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威廉运用“公共领域”
理论对汉口进行的研究，曾经一度在美国中国学界引起极大影响，被誉为中国城市史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
但与此同时，他的汉口研究由于对中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自治程度和状态做出了比较乐观的估计，因此也引起了较大的争议。
比如魏斐德（Frederi，Jr.）就敏锐地观察到，西方的中国学者将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法人社团和自愿结社如行会、同乡会、家族和门第、同姓社团、邻里社团和诸如庙宇社、拜神社、寺院和秘密团体统统归结为在国家控制领域之外的公共空间时，其用意是挑战马克斯·韦伯关于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由于城市自治的匮乏和对祖籍亲友的特殊依恋的主宰这个论断。
只是问题在于：罗威廉所说的“本土城市主义”
（indigenousurbanism）所表述出的地方性认同感在多大的范围内没有受到政府的干预？魏斐德在一篇商榷性文章中，曾经对罗威廉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反证：如罗氏认为在19世纪中叶以后，盐商在当地社会构成支配性阶层。
这个阶层利用他们的集体资产，提供饥馑救济，支付地方防卫开支和赞助地方经常性的慈善活动。
他们在城市公共管理方面所呈现出的私人而非官僚的主动性日益显现出来，成为外在于官府的权力控制系统，与此相应的是，随之出现了官僚对盐业贸易的急剧失控。
罗威廉认为，汉口社会组织人员构成的流动性、非本地性与本地人员的杂居状态，恰恰使其成为自治的基础。
魏斐德则认为，正因为汉口行会常由外来人控制，比如汉口的两个主要行会之一实际上是由外地旅居者在上海买办的监督下建立的组织，所以汉口作为中国内生型城市自治和社区认同的断言是不能成立的。
再如对盐业利润的控制并不取决于社区自治的程序和商人的独立经济地位，而是与国家政权建设的进程幅度密切相关。
所谓“汉口自治商人”
，实际上不过是国家垄断权的产物，是一种官商经纪人。
所以，如何区别官方体制内的商务局系统与基层商人精英的自治体制和活动，始终应是一个大问题。
[41]
罗威廉坚持认为汉口行会不可能由某个沿江下游的母系组织操纵控制，但事实仍旧是，这个城市最强大的行会是由那些甚至连汉口永久居民都不是的外来者所管理的。
[42]魏斐德认为，罗威廉所提供的汉口城市的证据无法证明，太平天国造反之后在汉口繁荣发展的行会，实际上真的从当地清朝官府那里接管了许多市政管理职能，或者存在着一种以行会为中心的隐形的市政管理机构。
因为仅有的证据只包括诸如维持街道秩序、开通防火道和修建桥梁等自身的事务，或者设法维持了早在1800年即开设的私人消防队，在白莲教武装夺取了距汉口三十里远的一座小县城之际组织了一支小规模的民团，半心半意地支持本地防御太平天国军队的一些措施，以及在1911年辛亥革命前夜组织了一支非正式的本地守夜警卫队，而这些行动中的大部分还是官府压力的结果。
即使像一些在传统上已成惯例的保甲活动或社区活动，也不能将之视为“现代社区主义”
的类似物。
诸如各商号为民团提供人员和活动经费、冬防计划的实施、支付守夜人的油灯或煤气费用等，都无法证明是新兴的、与传统有别的自治活动。
另外，魏斐德也同时指出，按照哈贝马斯的原意，“公共领域”
建构于公众舆论的自由表达基础之上，可汉口在1873年才出现《朝闻新报》这样的出版物，且发行期不到一年。
汉口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是上海的《申报》，但用它来说明汉口公共舆论的出现似嫌勉强，因为无法确定汉口居民实际阅读这份报纸的比例。
[43]他的批评还强调，19世纪汉口的新型商人组织始终未摆脱与国家的密切关系，这当然是正确的。
问题是，这种联系仅仅是一种本质性的不变联系吗？罗威廉给我们的启示在于，当判断某种基层组织或群体活动的特征时，不应仅仅从国家行为的角度来理解，而应充分估计其作为社会角色的自主能动性——尽管对这种能动性发生作用的幅度进行评价完全可能是见仁见智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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