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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冲突与控制：汉口的近代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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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清楚地判定国家与社会在城市格局中的界域表现，并非是件易事。
因为这不仅意味着需清晰严密地梳理出一些兼及二者的庞杂历史要素，而且要使用一些非历史性的概念去定位这些要素，并反过来使之受到历史过程的检验。
通观罗威廉第二本汉口专著中的诸多论域，我们大致可条述出三个层面的运思进路：其一是通过描述国家向社会的权利让渡来标示出公域的范围；其二是城市周围频起的外力冲击浪潮构成的压力效应所导致的汉口内部各阶层的分化与聚合；其三是精英作用的变化。
从城市空间（urbanspace）的变迁来看，在西方城市的型构模式传入中国并在上海发生效力之前，中国城市适合于前资本主义与前工业化的模式，它们缺乏一个独立清晰的“中心商业区”
（tralbusirict，简称CBD）和土地使用的一体化等级制度。
相反，城市空间结构经常被作为类似细胞的系统而加以定位，这些“细胞”
被个体贸易网络分割为许多商业区，并和一些居民区相互交织在一起。
但是到了19世纪，中国城市如汉口在一些重要方面已颇适宜于资本主义城市的土地使用模式和土地价值分配，它的一体化的有序空间结构已与古典类型的中国城市相去甚远。
从历史的观点看，有证据表明，汉口长途贸易的大幅度增强，大规模的商行、财政体制和组织化的商业网络的出现，地方都市化的持续演进和城市文化的发展（包括相当于西欧小酒馆和咖啡屋的茶馆制度），印刷工业的急剧拓进，世俗流行文化等的崛起，都提供了一种批评运作的空间和氛围。
由于19世纪的汉口在城市服务系统和社会福利领域都有了长足的进步，罗威廉认为完全可以用“公共领域”
的出现概述这种现象，因为在一定范围内而言，这是直接的国家动议权在社会需要的措施条款方面迅速撤出的结果。
面对一些新的社会需要和都市的复杂性，社会力量的回应比官方的回应可能更加灵活。
核心官僚的作用面对社会能动主义（societalactivism）的崛起基本上是非直接的。
国家机构的功能大部分局限于对地方力量发起的计划实行庇护上，或者为这些动议提供协作，并负责平衡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利益。
当然，国家与地方社会的权限如何界定仍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例如所谓汉口公善局的运作就特别能表现出官方与私人领域之间的两难处境。
一方面，公善局的地方资源来自于汉口私人善堂，它的财政来自于商人的捐献，其运转也部分由善堂（如存仁堂）支配；另一方面，它又不像其他善堂是作为“堂”
出现的，它还有“局”
的功能，即负有政府职责，比如支持寡妇和孤儿；它也往往由汉口道台统辖的育婴堂直接设置，资金也由道台个人捐献。
尽管如此，太平天国以后国家已经退出对城市人口直接提供福利服务的事务领域。
比如汉口的福利组织明显地扩大了施舍范围，已不再局限于孤儿寡妇等群体类别。
有的学者甚至夸大说，中国社会能够提供类似于近代国家从摇篮到墓地的所有支持。
在此过程中，政府赞助的福利设施逐渐遭到废弃，它们已经为建立于地方动议基础之上的一些机构所代替。
比如救火就是地方社会承担其自身救助功能的一个例子。
虽然有些地区的救火行动仍需地方政府授权，但救火在汉口确实越来越独立于官方的影响。
居民救火组织之间的日益协作，清晰地反映出了城市意识和团体精神以及自治性公共领域的增长。
汉口城市发展的又一趋势是，福利赞助从一种个人的慈善行为转向出于公益目的的非个人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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