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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韦伯式圈套”
与中国城市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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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历史学家罗威廉(WilliamT.Rowe)教授发表了城市史研究的专著:《汉口:1786—1889年中国城市中的商业与社会》。
在导言中,罗威廉教授指出,尽管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中涌现出了诸如RhoadsMurphey的上海史研究路径、Lieberthal探讨天津史的著作,但基本的阐释取向与分析方式是片断和零碎的,对中国城市复杂的社会和制度的把握尚未达于Geertz之于印度城市、Laidus之于中世纪穆斯林城市的整体水平。
汉口研究将力求提供一个较完整的中国城市分析图景。
不言而喻的是,建构一个新框架的前提必然使罗威廉面临着对以往城市研究范式的批判与择取。
罗威廉显然已自觉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他在开篇就着意把破除所谓的“韦伯神话”
作为其汉口研究中的核心论域。
因为在韦伯看来,中国城市的发展只不过为西方城市从传统的(traditional)向理性的(rational)结构转变提供了一个对应物和价值参照系。
书中集中摄取马克斯·韦伯在中国研究范式中的三大弊端予以批评。
这三大弊端是:一是韦伯过于强调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界分状态,忽略县级以下市场中心的重要性或县、省、帝国层次之间社会条件的潜在差异。
二是韦伯以政治与经济功能界分中西城市,忽略了中国城市的多样化特征。
例如,作为制造业城市的景德镇就不会符合韦伯的范式假设。
三是韦伯认为中国城市时间自宋代以后就处于绝对休眠状态,此状态一直延伸到19世纪西方势力涌入之前,从而忽视了中国社会结构内部动力机制的存在。
城市比较研究只是“韦伯式问题”
的一小部分,韦伯以后的中国学家对此做出的回应也反映在三个层次上:他们强调中国城市在中世纪以后持续的历史发展;强调中国城市自身广泛的地理和人文渊源特征;强调近世中国城市经济因素而不是政治因素的首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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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正如有的学者所论,所谓“韦伯式问题”
本身包含的理论预设与逻辑推演具有相当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性。
就韦伯的本意而言,他几乎一生都在倾注其全部的理论热情论证西方资本主义精神萌发与示范作用的普世性特征。
即使是在研究非西方文明时,他也不会忘记时时探究估测其演化形态是否会适合于他手中“资本主义精神”
这把如测量模具一样通用标尺的刻度。
在东方包括中国历史的研究中,我们甚至可以发现一个“韦伯式圈套”
。
韦伯的中国学著作《儒教与道教》曾经明确地把儒教置于清教摹本的既定价值预设中进行比附,进而得出了中国历史中缺乏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理性形式和伦理基础的结论。
如果仅视其为一个东西方比较的个案命题似可不必深究,但其中所蕴含的方法论取向却构成了一个普遍的理论圈套,笼罩住了不少学人的思维视界。
此结论显示出来的逻辑明语是:中国资本主义的迟缓发生,是因为资本主义要素缺席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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