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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广大川峡人民和北宋政府的尖锐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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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北宋初年，川峡地区除存在着农民阶级和川中特多的大地主的尖锐矛盾外，广大川峡人民与北宋封建专制政府所实施的严重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矛盾，其尖锐性也为当时国内其他地区所不及。
川中夙以富庶著称[28]。
农、工、商业的发展，自唐代以来就与东南财赋之区的扬州等地居于各地的最前列[29]。
在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年）宋军入蜀前的30年孟蜀统治时期，“府库之积，无一丝一粒入于中原。
所以财币充实”
[30]，出现了繁荣的地主经济。
宋太祖决策进攻西蜀，其主要动机之一本就是在掠夺财富[31]。
孟蜀政权覆灭后，北宋政府就组织了庞大的运输力量，分水陆两路，经历10多年的时间，把孟蜀统治集团长期搜括积累的宝货币帛全数搬走[32]，不复有“一丝一粒”
周转和流通于川中市场上，而且在漫长的运输过程中，还沉重地加深了川峡人民的负担，使他们蒙受“废农作”
“破产”
，以至“坐沉覆”
而丧失生命[33]。
但就北宋政府对川峡地区所实施的经济剥削政策来说，带有更大普遍性和经常性的，还在于它采取了一系列的“竭泽而渔”
的残酷手段。
在这里，须得强调指出的，首先是田赋。
宋代承用唐代的两税法征收田赋。
唐代制定两税法时（780年），已把租（粟米）、庸（力役）、调（布帛）三者全包在内，但随后差役和名目繁多的杂调依然出现。
加以五代横征暴敛，人民的负担越发沉重，北宋王朝在制度上都把它一概合法化起来，这使得以土地为征收对象的田赋，不止较唐代有着成倍以上的增长[34]。
在这种情形下，田赋的承担者们，本已感到力不胜任，而到王小波、李顺起义时的宋太宗统治末期，由于政治因循腐败，更形成“赋役不均”
的严重现象[35]。
川峡是豪族大地主特多的区域，这些豪族大地主凭借自己的势力和地位，与地方官吏相勾结，隐瞒土地，逃避负担；其结果，一切繁重的赋役自然主要落到农民中的自耕农和半自耕农身上；这两种人在乡村中人数最多，超过半数。
由于北宋开国以来执行姑息豪强、不抑兼并的政策[36]，造成他们地位很不稳定，破产失业机会特多，承受不了繁苛赋役的重压，便首先作了大土地所有者兼并下的牺牲者。
至于田赋额较唐代倍增，连同差役徭役繁兴纷至，更必然要影响到川中广大的客户农民，特别是对豪族大地主有着严重依附关系的“旁户”
农民，使其更多地承受地主阶级转嫁给他们的所有封建剥削，并越来越甚地把他们驱迫到饥寒困穷和死亡线上。
其次是商税。
宋代商税的征收，在王、李起义的前一年，即太宗淳化三年，第一次规定“以端拱元年至淳化三年（988—992年）收到课利最多钱数立为祖额，比较科罚”
[37]。
其目的是要在全国范围内保证每年得到最大的经济剥削数字。
北宋政府对川峡地区商税的征收，其特点在于范围广而“祖额”
高。
在征收范围方面，作为丝织品主要产地的四川，连“非鬻于市”
的民间“所织”
或“所藏”
的缣帛也要纳税[38]，而且一般税收除“半输银帛外”
，并规定“二分入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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