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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平民崛兴之背景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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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宋征课商税，分为过税、住税二种，前者按货物价值抽百分之二，后者抽百分之三，[168]庆历时达于最高额，岁入为二千二百万贯。
[169]《文献通考》载：熙宁十年以前天下诸州商税岁额四十万贯以上者三处，北占其二，南占其一；二十万贯以上者五处，皆在南方；十万贯以上者十九处，北得其一，南得十八处；五万贯以上者三十处，北十二，南十八；五万贯以下者五十一处，北二十五，南二十六；三万贯以下者九十五处，北四十五，南五十；一万贯以下者三十五处，北二十南十五；五千贯以下七十三处，北十九，南五十四。
[170]据此可知宋中叶以后，商税征收地域之普遍，且南方跃进，超越北方，其发达远盛于唐也。
又唐初于盐、茶及酒皆未有课税，而中唐以下由于赋入不足，乃行专卖之法，历久讲求愈精，乃成为最主要之收入。
代宗大历时，盐铁使刘晏整顿盐法，其初盐利岁才四十万贯，后增至六百万贯，天下之赋，乃居其半；[171]至宋则达二千余万贯，实三倍于唐。
[172]唐德宗贞元九年，张滂始榷茶，按时估每十税一，岁入为四十万贯。
[173]至宋景德元年达于最高额，为五百六十九万贯，[174]后增至六百万贯，乃十四倍于唐。
唐之酒课始于代宗广德二年，文宗太和八年为一百五十六万余贯，[175]至宋庆历五年达于最高额，为一千七百一十万贯[176]，乃八倍于唐。
按商税及专卖收入之激增，其可能原因不外二种：一为物品生产、消费与交换之发达，二为税率及专卖价格之提高。
究之史实，北宋一般平均物价水准并不高于唐代，甚或较低于唐，钱币之购买价值既未遭贬抑，则收入增大之原因显由前者。
盖商业发达，一般物品之生产消费量大为增加，而交换过程加速，所需周转资金随之大量扩充，政府收入自亦势必激增也。
其四为海上贸易之兴盛。
海外贸易难行之已久，然唐宋以下，其进展始益显著：此盖由于萨拉森帝国适于其时勃兴于西，大食之人来往我国沿海经商者颇多，远胜于前代与印度罗马之关系；而同时中国商人之远航东南洋及西亚一带者，亦初盛于此期，乃开近世华侨殖民之端绪，故殊足重视也。
唐代中国之对外贸易港，以广州、扬州为最著，交州、潮州次之，至楚州、苏州、登州、莱州、泉州、明州、杭州等处，亦有对外贸易之事实。
唐时广州大食人聚居之所，谓曰“蕃坊”
。
[177]肃宗乾元元年，波斯与大食同寇广州，劫仓库，焚庐舍，浮海而去[178]，则知其时外人来广州者之众也。
《通典》称：“杜环随镇西节度使高仙芝西征，天宝十载至西海；宝应初因贾商船舶自广州而回，著《经行记》。”
同书又引《经行记》述大食国事有云：“汉匠起乐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者河东人乐環、吕礼。”
[179]据此因见华人之经商做工于西亚等地者亦复不少也。
波斯大食同寇广州后之二年，即上元元年，江淮都统刘展叛，邓景山引田神功以讨之；兵至扬州，大事劫掠，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至数千人。
[180]乾符五年，黄巢之陷广州，据大食人之记载，其时被杀之回回、犹太、基督、祆教徒约为十万至十二万人。
[181]而日本出版之《唐大和尚东征传》亦云：“玄宗天宝九年间，（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堆积如山；其舶深六七丈，狮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
[182]唐设市舶司监督外商务，并征收货税；市舶使或市舶司之名始见于开元二年。
[183]当时所定税率，对于输入货品，大约抽原价十分之一以至十分之三，《新唐书·食货志》谓之“下碇税”
，而李肇《国史补》所谓“舶脚”
者是也。
唐末五代，时局不靖，陆海贸易趋于消沉，迨宋一统，海上商务始又恢复。
太祖开宝四年置市舶司于广州，真宗咸平三年又于杭明二州置司，至泉密二州置司较晚，则在哲宗元祐二年及三年；[184]其后泉州最称发达，竟代广州之地位。
《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谓：“提举市舶司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
宋初，凡大食、古逻、阎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宾同胧、沙里亭、丹流眉，并通贸易，以金银缗钱、铅锡、杂色帛、精粗瓷器，市易香药等。
太宗置榷易院于京师，诏：诸番香药宝货至广州、交趾、两浙、泉州，非出于官库者，无得私相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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