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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由约法而训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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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借民国之名行专制之实的严酷事实，使孙中山的满腔热望化为泡影，也使他从幻想中回到现实。
“二次革命”
失败后，孙中山再度流亡日本，痛定思痛，他深感在中国欲建立实至名归的共和制，必须有一个坚定服从领袖主义的组织和一套切实可行的措施。
为此，他召集同志，组织中华革命党，在该党党章的总章中重新提出三个时期的划分，标志着孙中山革命程序论的又一变化阶段。
与前此比较，中华革命党党章关于革命程序论的表述在形式上没有大的变动，但有两点重要变化值得特别注意：第一，三个时期的名称，分别由原来的“军法之治”
、“约法之治”
、“宪法之治”
改为“军政”
、“训政”
和“宪政”
，其中一、三期的内容变化不大，关键在于第二期，由“约法”
到“训政”
，使原来“军政府与人民相约”
的意义消失了，变成“以文明治理，督率国民，建设地方自治”
。
第二，规定自起义之日至宪法颁布之时，总称为“革命时期”
，“在此时期之内，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
，而不是如《革命方略》所规定的由“军政府”
负责。
同时，该章程一面宣称“凡中国同胞皆有进本党之权利义务”
，一面又将党员分为首义党员、协助党员和普通党员，在革命成功之日分别成为元勋公民、有功公民和先进公民，享有参政执政、选举被选、选举等不同等级的权利，而所有的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之内，“不得有公民资格。
必待宪法颁布之后，始能从宪法而获得之；宪法颁布之后，国民一律平等”
。
[40]这样一来，革命党的责任权利义务大大增强，而一般国民的地位则相对降低，在革命时期没有公民资格，只能成为革命党督导的对象。
这些变动和区分，引起吴稚晖等旧日同志的怀疑和不满，指为提倡权利；而后来也的确被国民党加以利用，作为长期剥夺人民民主权利的借口，产生了相当消极的历史作用。
关于“训政”
，后来孙中山专门做过解释，他说：“须知现在人民有一种专制积威造下来的奴隶性，实在不容易改变，虽勉强拉他来做主人翁，他到底觉得不舒服。”
“所以我们革命党人应该来教训他，如伊尹训太甲样。”
[41]对民众的力量认识不足甚至轻视民众的作用，是那一时代革命党的通病，中华革命党虽然自视为民众的代表和指导者，实行民权主义，在强敌当前的形势下，不能不对民众有所依靠，其实关系仍然相当隔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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