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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约法与《临时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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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爆发后，全国革命形势迅速发展。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组成了以革命党为主体的临时政府，这为其提供了实现《革命方略》的可能性。
然而，在有利的形势下，孙中山并未将三时期的主张付诸实施，个中原因，值得探讨。
正如孙中山所说，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对于民族主义的宣传是卓有成效、影响巨大的，它易于为不同政治态度的人所接受。
相比之下，对于民权、民生主义的宣传就显得十分薄弱。
由于汪精卫等人认为约法的条理“非可宣之报章”
，1906年以后，革命党人很少公开发表文章论及革命程序论问题，与保皇党的论战也不了了之。
同盟会虽然接受《革命方略》，真正能够领会其苦心孤诣的人并不普遍，包括当时在这些问题上与孙中山的观点比较一致的胡汉民等人在内，都不能完全认识革命程序论对于保障政权由专制转向共和的重要性。
因此，当实现这一主张的客观条件具备之时，孙中山反而陷入孤立的境地。
“民国建元之初，予则极力主张施行革命方略，以达革命建设之目的，实行三民主义，而吾党之士，多期期以为不可。
经予晓喻再三，辩论再四，卒无成效，莫不以为予之理想太高”
[35]，令孙中山感到心灰意冷。
由于革命党内部的反对，《革命方略》终于不能实行，孙中山后来屡屡谈及此事，均深以为憾。
另一方面，在革命的凯歌式进行之下，一批汉族官僚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见风使舵，表面赞成共和，一时间全国上下一片拥护共和之声。
这使得革命党人产生了某种错觉，似乎从此共和政体可以永固无虞。
对于袁世凯这样狡诈的军阀官僚，孙中山虽持戒心，但是，袁氏永远“赞成共和”
的保证，又使之抱有几分幻想，希望用一纸约法束缚住袁世凯的野心，革命程序论的军政府与地方自治相约的约法反而不必要。
因此，尽管他迫不得已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仍然对民国的前途满怀信心。
1912年4月16日，孙中山在上海南京路同盟会机关发表演说，声称：“今满政府已去，共和政体已成，民族、民权之二大纲已达目的。
今后吾人之所急宜进行者，即民生主义。”
并且论证成功的原因道：“是夫民族、民权之二主义，在稍有人心者，举莫不赞同之。
即有坚持君主国体之说者，然理由薄弱，稍一辩论，即归消灭。”
认为排斥少数人垄断政治之弊害的民权主义大功告成，共和制度已经实现，因此，为逐步过渡到完全民权而设置的革命程序论，自然成了多余之物。
当务之急，是实行党内外阻力甚大的民生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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