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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1的做法全系枉然。
朝贡体制与万国公法在本质上是相互冲突，将朝贡体制纳入万国公法的努力是徒劳的，反而会对朝贡体制带来更大的伤害。
朝贡体制不能与万国公法融合，只能两者并存，即出现了俞吉溶所谓的“两截体制”
。
这样的两截体制注定是不稳定的，事实上清政府也不断强化对朝鲜内政外交的干涉，韩国学者将清政府的这些努力概括为属邦化政策，言下之意是连朝鲜的属邦地位也不承认了。
这种认识大概延续了俞吉溶《西游见闻》中阐述的观点，而俞吉溶本人在1888年起草《再答清使照会》中也承认：“本邦于中国，固有不同等体例，而向于各国有同等体例，故于各国结同等约，行同等礼。”
清政府或李鸿章的属邦化政策，不仅没有起到彻底稳定宗藩体制的作用，反而越来越遭到其他国家和朝鲜士大夫的批评。
早在1884年甲申政变时，金玉均等即将废除朝贡虚礼作为政纲之一，1551主张向中国派遣全权大使，建立平等关系。
1561金玉均有这种想法，也是出于功利的考虑，从琉球、缅甸、安南被侵占的事实怀疑中国保护朝鲜的能力，所以转而依靠日本，157并不是从宗藩体制本身出来来考虑这个问题的。
后来金玉均又认识到日本也靠不住，1886年转而致函李鸿章，希望中国联合各国使朝鲜成为中立国。
58这时期俞吉溶也提倡中立论，使中国由宗主国变为盟主国，也是从中国力量强弱的角度来考虑的。
[591到1888年朝贡体制与条约体制之间的矛盾因朝鲜派遣驻外公使而尖锐化以后，德尼在上海出版《清韩论》，俞吉溶也从这时才开始援用西方国际法来论述赠贡国与属国的区别，强调朝鲜的自主权。
对于德尼等人的意图，李鸿章也很清楚。
1889年李鸿章在给总理衙门的公函中说：“中韩交涉事件攸关国体大局，德尼等皆欲朝鲜自主，不认属邦，美使复从旁附和，动与袁道为难，是以怂恿其外部多方刁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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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中国在《马关条约》第一款承认朝鲜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国家，但是宗藩体制也彻底崩溃了。
对于朝鲜摆托宗藩体制之束缚，获得完全独立自主的地位，开化派以为可以一洗清强迫朝鲜对其事大的南汉下城之耻，引以为大功，而柳麟锡这样的保守儒学者则认为不仅不能为功，反而为其大罪，对朝鲜来说乃大不幸，反而为此忧心忡忡，夜不能寐。
61当朝鲜沦为日本的保护国之后，1906年柳麟锡在给金时善等人的信中说：“由是而驯致今日大祸，仇夷夺国，乱贼予国，宗社即将邱墟，而国求为夷狄不得，生灵即将鱼肉而人求为禽兽不得，于是开化辈所谓富强安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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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传统宗藩体制虽有约定俗成之典礼，但是对于宗主国与藩属国的权利义务并无明文规定，无论是人臣无外交，还是藩属国内政外交自主，都是一种便宜的借口，并没有得到理论阐释和法律规定，并不是朝贡体制中必须遵守的原则。
这种带有相当模糊性的朝贡体制虽然在过去运行良好，但是到了近代，面对列强侵夺，反而中国和藩属国皆陷入越来越被动的地位，最终使宗藩体制在不作根本改变下与近代条约制度并存的努力也以失败而告终。
尽管如此，邵循正仍强调宗藩体制自有其法律习惯与基本精神，而近些年不少学者对宗藩体制原理作了更深入的探讨。
张启雄以多篇论文阐述了他所理解的中华世界秩序原理，概括为“以不治治之论”
，其与西方《万国公法》所强调的“实效管辖领有论”
相比，自有其存在意义，并在近代也表现出相当的韧性，对构建未来的世界秩序也许同样有参加价值。
1631其实韩国儒学者柳麟锡当时就认为对朝鲜来说，万国公法体制并不比宗藩体制更好。
对朝鲜国内崇尚开化，慕向日本的风气批评说：“最所慨者，吾国本礼义也，孰谓悦开化若是甚也。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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