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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指出由于中国本身也存在多种语言，因此汉文训读问题在中国自身也存在，中国本身也是由汉字来统一那些曾经使用不同语言的国家而产生的。
以“训读”
论为方法在使东亚国家相对化，特别是将中国相对化的同时，赋予“训读”
论以普遍意义，即强调“训读”
论不单是“日本独自的”
技法，在东亚汉文世界的形成中具有普遍的意义，甚至不惜将中国人以现代汉语翻译古文也视为一种“训读现象”
。
这样“东亚世界”
就由“汉字文化圈”
变成了“训读文化圈”
。
上述项目负责人特别点出从894年遣唐使的废止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这1000年间，中日“尽管几乎没有正式的国交，但是进行了丰富多彩的交流活动，这些对于在日本创造所谓‘传统文化’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小岛毅语）。
在这一历史过程中，“训读”
从产生到普遍化、制度化，甚至“身体化”
而成为日本的“知识体系”
和“教养”
的基础。
“训读”
对于日本“传统文化”
形成的意义，或者说“训读”
本身的思想文化意义，在“训读”
论者眼里，很明显已经不单单是一个纯粹的学术世界中的问题，他们所力图开拓的世界，即“训读的文化圈”
，实际上就是以日本文化为主导的“新世界”
。
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I?1。
当然，“训读”
论者提出了一些颇有启发性的问题，比如，中村春作提出“所谓‘汉文’获得公民权，而被广泛地学习，是在江户时代后半期以后，准确地说是明治时代之后的事。
汉文的世界作为大众化的“知识’而被身体化（即血肉化——引者）实际上是在19世纪。
‘训读’就是与这种知识体制分不开的”
6。
明治时代，尽管出现了不少新制的汉字词汇Z，但同时围绕汉字的兴废也展开了论争。
明治时代的日本人是如何阅读汉籍的，汉学、汉籍的翻译在当时具有什么意义，这当然也不仅仅是个语言学的问题[81。
二明治后期汉籍翻译管窥
关于明治儒学对于明治时代乃至近代日本思想文化的作用，早就有人提出：一方面它为接受西方思想提供了基础，同时也阻止了欧化主义极端化，起到了调和的作用。
191但是一些明治时代的儒学家（汉学家）对当时汉学界的状况并不满意，1879年6月15日，后来成为东京大学教授（1883）和史学会创始会长（1889年）的重野安绎（1827—1910）在东京学士会院发表《汉学宜设正则一科，应选少年秀才留学清国论说》的讲演。
讲演开篇即指出：“今之汉学者，皆由普通变则而成，决不可称之为正规途径培养（正则）的专家。
因为不是正规的专家，在教学上就有种种弊端，本来有用的却成了无用之物。
汉学之实用，于我国终无尽期，此后必然更加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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