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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孤例证明日本争夺中国在区域秩序中的位置，这一方法固然不妥，且对林罗山暗中设定“京都天子”
对应“大明天子”
，从而否定中国王朝普遍性的说法又没有进一步证明。
然而另一方面，何慈毅虽然指出幕府交给周性如的书信应是《异国日记》中的版本，但因为没有注意两份文书的关系，所以对德川家康的原意，以及这一时期幕府对外交涉政策的判断也有失误。
至于崇传为何要对书信的细节进行修改，在修改之前他是否同家康交换过意见，现已无法考证。
但根据本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德川家康时期，日本内部的“自民族中心意识”
，即上文藤井所谓“日本型华夷意识”
、托比所谓“日本中心意识形态”
已经颇为成熟，在政治关系上有要与中国王朝成为对等的诉求。
而德川政权的对明交涉政策则是要在争取可以进行互市贸易的同时切断中国的政治影响，分离在勘合贸易中并存的政治属性和经济属性。
然而这一时期日本虽然已经开始了自行构建区域秩序的进程，但在国力上与中国尚不对等，所以家康仍在着力促进明、日商船的往来，增大双方贸易额。
而日本在经济上对中国的依存程度较高，贸易上亦不占主动，更不具备颠覆明朝取而代之，占据东亚区域内核心位置的能力。
上文藤井所谓“日本尚无法脱离以明朝为中华的秩序”
，其原因正是这种日本在经贸上的被动局面。
三德川日本的道统自立与林罗山言说的取舍
林罗山在对外交涉文书的写作和表达上，无疑秉承的是来自德川幕府的直接授意，而这种自上而下的影响对他的人生轨迹和言论著作也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林罗山虽然通常被归类为德川初期的儒学者或朱子学者，但他实际所涉及的范围则包括儒学、日本神道、礼仪制度、修史等诸多方面，所以对他的身份属性和思想特征我们不宜一言以蔽之。
德川后期的学者原念斋（生卒年不详）曾评价说：“罗山际国家创业之时，大被宠任，起朝仪，定律令，大府所须文书，无不经其手者，谓为我叔孙通可也。
[191不得不说，将林罗山比作汉初辅佐高祖刘邦制定国家典章制度的叔孙通是十分恰当的，这不仅是因为二人均参与建国之初有关制度设计的事务，更重要的是，罗山同叔孙通一样需要根据统治者的意愿，顺应时势，对自身之所学作出取舍和改变。
据《先哲丛谈》，林罗山“年十四，寓建仁寺读书”
，因为他才学出众，寺中僧人皆劝其出家，然而他却并不愿皈依佛门，于是返回家中，“不再入寺门”
。
同书又记：“罗山年十八，始读朱子《集注》，心服之，遂聚徒讲朱《注》。”
1201可见，林罗山尚年轻时便有“排佛”
的倾向，且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朱子学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
之后，林罗山拜入被誉为“京师朱子学派”
创始人的藤原惺窝（1561—1619）门下，日本庆长十年（1605），德川家康首次召见罗山，庆长十二年（1607），罗山出仕幕府，同时又奉命剃发成为僧人。
121从排斥佛教到披上袈裟，这样前后矛盾的转变无疑是为了顺应幕府的安排，并由此达成仕途上的抱负。
而林罗山的这种矛盾不仅表现在自身的身份属性上，在涉及中国的阐述和论述时，他也同样会根据统治者的倾向作出调整，这其中，关于“泰伯”
（又作“太伯”
）与日本天皇祖先的论述便是典型的例子。
据《史记·吴太伯世家》，泰伯是周太王（古公亶父）之长子，其下有仲雍、季历两个弟弟。
因“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
，为了避免同季历争位，“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
，又因太伯到达荆蛮之地后“自号勾吴”
，故此世人又称之为“吴泰伯”
。
孔子曾称赞泰伯避位让贤的行为说：“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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