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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原惺窝提出有关在日越经贸活动中应共同遵奉的双赢、求同存异、互相尊重和平等互惠、相互救济原则，实事求是地讲，尽管在今日的国际社会经贸往来中，该原则已经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认同和首肯，然而在实施过程中，仍然是荆棘丛生、阻隔重重，在趋利避害的人性和人情支配原则下，其实际效果有多大，另当别论。
然而，这种充满了人性光辉、人道原则和现代商贸精神的国际公约能够出现在距今越五个世纪前的东亚共同体世界中，意义诚不可谓小。
若做一番逆向观察的话，藤原惺窝所提出的上述日越商贸关系的原则和理念，也未尝不是当时17世纪初日越之间不和谐“音符”
的真实写照。
提倡两国要以“信义”
为先，或许意味着“信义”
无存；提倡相互“尊重”
，或许意味着歧视、差别对待之事并不少见；倡导商贾要“诚实”
，或许意味着坑蒙拐骗的行为也时有发生；主张两国之间要互相海难救援，或许意味着或因救援之难而只能任其自然了。
不过，察这段时期两国之间的通商文书可知，日本客商在会安兴风作浪、作奸犯科等行为时有发生。
五余论
16世纪末17世纪初，中国“明清鼎革”
，中朝日因“壬辰倭乱”
而激发的东北亚变局深刻地影响了东亚世界区域国际关系的变化。
从日本的角度来看，最大的变化莫过于日本与明清、朝鲜关系的中断，在东北亚区域限于孤立之境；由此为挣脱中朝之包围，日本开始了与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甚至是荷兰东印度公司、葡萄牙商船等西方世界的经贸往来，长崎成为当时东亚海域的经贸中心。
尽管隆庆元年（1567），明穆宗（1562—1572）解除“海禁”
，开放海外贸易，允许与东南亚诸国通商贸易，但“日本”
仍是个例外，禁止与其贸易。
不过，装载着中国货的“唐船”
也并无消失，仍渊源不断地到达长崎，中国产的生丝、砂糖、瓷器等物品也在江户、大阪的市集被大小商贩高声叫卖着。
这些商品，除了来自中国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走私船之外361，来自越南东京、会安等地的中国商船仍然是主力，越南成为中日之间贸易的中转地，“中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越南（东京、会安）—日本（长崎）”
构成了因中日“海禁”
而无法直接交易而形成的一条曲线通商之路。
如果从相关事实进一步观察的话，这条海上路线不仅仅是一条通商之路，还承载着中日甚至是东亚的政治、文化交流甚至情报交流等特殊的政治文化功能。
比如以“反清复明”
为志业的朱舜水前后出入于日本安南15载，其间去日本7次，到安南6次，而他至日本也是经安南。
朱舜水在“中国—越南—日本”
之间的活动，折射出的“明清鼎革”
之际东亚的巨變与后世影响迄今仍有未解之谜。
[371其相关问题的复杂性，容待笔者后续再探。
（作者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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