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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新史学”
，“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
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
301进行“史界革命”
，推进历史教育，离不开史家，故史家责任尤其重大。
梁启超对史学的界说反映了他对史家责任的认识：他先要求史家“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
，后要求史家“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之资鉴”
，这是从史学研究本身对史家的要求。
虽然他后来对因果关系不再坚持，但基本要求并未大变。
另一方面，史家还要承担国民教育之责：“史家目的，在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而因以增加生活之兴味；睹遗产之丰厚，则欢喜而自壮；念先民辛勤未竟之业，则矍然思所以继志述事而不敢自暇逸；观其失败之迹与夫恶因恶果之递嬗，则知耻知惧，察吾遗传性之缺憾而思所以匡矫之也。”
[31总之，他是要将历史学由“养成士大夫君臣之学”
改造为“养成国民之学”
提供“国民资治通鉴“或“人类资治通鉴”
1331，以历史教育养成“新民”
，这就是他的史学价值观。
这种史学价值观并未脱出“经世致用”
的基本模式，只是在对象、内容、旨趣上有了更多的现代气息。
20世纪初的中国史家大多认同这种以史为用、学用一体的史学价值观，而这种价值观推动了很多史家投身于历史教育。
随着科学史学在中国的兴起，中国史家对史学价值及其实现方式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
1913年，《湖南教育杂志》发表《历史教育及教授法》一文，提出了历史学术与历史教育的二分法。
作者说：“纯正史学者，以最公平之心解释历史上之事实，一切依其本质以研究之。
盖以探得历史上之真相为唯一目的者也。
普通教育则不然。
普通教育之历史，则操索历史事实，而以教育的组织法组织之，因而据以施国民教育，此其目的也。
盖一则欲得其真相，一则以之供教育的组织。
以是两比目的之相异，而史学者与历史教育者之任务，遂生划然之区别焉。
即前者为一种之科学，而后者则术也，从事于前者为史学家，任后者之务，则教育家也。”
按照这种说法，历史教育与历史学术区别有二：一是目的上，历史学术以“探得历史上之真相为唯一目的”
，历史教育则是以历史学术之成果“供教育的组织”
，“据以施国民教育”
;二是性质上，历史学术为“科学”
，历史教育不过是一种教育之“术”
而已，不具备科学性质。
由此带来了主体的划分，即从事于历史学术者为史学家，从事于历史教育者为教育家。
这样，历史教育就被从史学家的任务中剔除了，他们“仅负搜集提供材料之任务而已，且其材料之于教育，有视为有害者，有视为无害者。
唯此，固史学家寻常之事，彼但以发见搜集事实为能尽其职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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