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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汉语是“一个”
：国语运动与汉语“方言”
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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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清末开始，许多读书人观察到一个令他们深感不安的现象：有些来自不同地区的中国人在谈话时，不得不把外语作为沟通工具。
颜惠庆直到晚年还记得，20世纪初在上海举行的一次教会会议上，“一个福州籍的牧师与一个上海教友交谈，需要两个美国人居间转译”
[1]。
另外，1905年或1906年前后，汪康年注意到，语言已成为列强手中一种有意识的殖民工具：“各国均于所指势力圈各地，诱人学其语言。
如日本于福建、浙江多设日文学堂，俄于东三省、直隶广诱人学俄语”
。
他敏锐地感到，此举“已明露布置瓜分之意”
。
[2]事实上，这政策不无效果。
20年代初，周铭三观察到，中国不同地区通行不同的外语，其分布范围大体和列强势力范围相重合：沪宁铁路一带盛行讲英语，云南流通的是法语，南满铁路沿线和山东使用日语，北满和新疆的一部分流行俄语。
[3]
其实，能用外语交流的毕竟只是极少数人，但这些例子被人反复提及，几成陈词套语，甚至被当作中国所独有的“国耻”
。
[4]此一情形对中国人刺激之深，略可想见。
这耻辱来自两方面：方言众多，“各自为政”
，是“内生的国耻”
；外语横行，反客为主，是“外来的国耻”
。
二者相缘并生，前者又为后者的存在提供了可能：正因方言为异，外语才会横行，故“内生的国耻”
比“外来的国耻”
更加危险。
欲雪斯耻，必从国语统一开始。
[5]
因此，外语和方言的交互刺激是中国国语意识产生的重要途径之一。
但这不意味着作为概念的“外语”
和“方言”
就先于“国语”
而存在。
事实上，无论是这三个概念本身，还是由它们共同组成的三元的语言认知结构，都是中国近代政治与社会转型的产物。
在此认知结构中，国语占据了枢纽地位。
吕叔湘曾说：国语既是“和外国语对待的‘中国语’”
，又是“和方言对待的‘标准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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