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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采用“活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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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音的公布得力于白话文运动不少,唯后者也使得国语语言标准的确立更加复杂:顾名思义,国音关注的就只是语音,白话文既号称“国语”
,就必须关注语汇和语法。
这个问题在清末已被注意。
吴稚晖曾批评学部计划颁布的“官话课本”
荒谬不词:“官话”
乃“文字可写之语,而又不杂以一方之土俗典故,使人人通解”
者,本不需课本;故学部此议实有强迫南方人以习“北人土俗典故”
之嫌。
[86]在上海办《竞业旬报》的胡梓方(1879—1921)也说:“官话无文字之沈晦,无方言之庞杂,声入心通,无毫发扞格”
,“京话”
则只是“京师之方言”
,故写白话文当用“官话”
,而非“京话”
。
[87]实际上,明清以来本有一个较成熟的白话文传统,使用的就是普通官话;故相对于语音的争论,在语词和语法方面,大家更易达成共识。
不过,清末白话文以“教育普及”
为号召,并未激起太大风浪;新文化运动诸子则是要把白话文奉为文章正统,遂引起不少误会,其中之一是把白话看作方言。
陆费逵1919年就发现,其时白话文没有标准,“往往你写的北京官话,我写的南京官话;你写的山西官话,我写的湖北官话;更有浙江官话,江苏官话,夹了许多土话的官话”
,使人不能不担心,“将来弄了这许多种的官话,怎样统一”
?[88]
唯新文化运动诸子心中的“白话”
确是国语,而非方言。
1917年8月,钱玄同在给陈独秀的一封信中,号召新文化运动者自觉担当制定“标准国语”
的责任。
否则,“难道应该让那些专讲‘干脆’、‘反正’、‘干么’、‘您好’、‘取灯儿’、‘钱串子’,称不要为pie,称不用为pong的人,在共和时代还仗着他那‘天子脚下地方’的臭牌子,说什么‘日本以东京语为国语,德国以柏林语为国语,故我国当以北京语为国语’,借这似是而非的语来抹杀一切,专用北京土话做国语吗?”
陈独秀也很赞同:“用国语为文,当然采用各省多数人通用的语言。
北京话也不过是一种特别方言,哪能算是国语呢?”
[89]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中本有不少读音统一会的会员和同志,持此态度,毫无足异。
而他们此时已掌握教育界实权,正好可以通过“修订”
国音的方式,进一步强化其“会通”
属性。
1919年5月,由吴稚晖、钱玄同、周作人、马裕藻、沈兼士、胡适、刘复、蔡元培、林语堂、黎锦熙等组成的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通过决议,在注音字母中添入一个表入声的字母。
[90]1920年9月,黎锦熙在一次演讲中提醒听众:“诸君以为现在的国音,是用北京音做标准的么?不是!
北京固然是首都,但是首都的音便要‘强全国以服从’,即在从前的君主专制时代,也难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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