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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字与语言：国语运动的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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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茨曾将推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兴国家民族独立运动的“中心冲动”
归纳为三个主义：“发展主义是朝向技术现代性和持续增长的驱动力，整合主义是将传承下来的各民族和移交下来的领土在政治上凝聚于一个能干、亲民的政府之下，而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是原初的、独特的社会人格的文化表达。”
它们构成了“民族存在的创基性目的，即便不是现实，起码是志向”
。
[94]几乎无须做大的修改，这三大主义也可以被用来理解20世纪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
前边对国语运动的总结主要集中于格尔茨所说的“整合主义”
和“发展主义”
这两个维度，但这并不意味着“特殊主义”
的缺席。
实际上，下面我就想以国语运动的“中国特色”
来结束我的讨论。
此处所谓特色，主要是与西欧和日本的相应现象加以粗略比较的结果，我无意声称它是独一无二的。
在讨论对待方言的态度的时候（参看第九章），我们对此问题已经略有涉及，此处则准备聚焦于一个更根本的话题，即语言与文字的关系。
平田昌司提出：“汉语很突出的特点可能只有一个：坚持全用汉字书写的原则，拒斥其他文字进入中文的体系里，正字意识十分明确。”
[95]乍听颇怪，明明要讲“汉语”
，说的全是“汉字”
，然而其自有精到之处。
美国汉学家牟复礼（FrederickW.Mote）也认为，文字是“最能标示”
中国文明“特质”
的东西。
[96]回顾本书各章，我们不难发现，整个国语运动就是在重新调整汉语和汉字关系的前提下铺开的：它以批判“言文分离”
为启端，以力倡“言文一致”
为嚆矢，将口语、文字、文章各个层次牵连卷入，成为一场语文的全面变革。
汉语、汉字、汉文，三者一脉贯穿，一触全发。
对此，洋人亦有体悟。
1931年，《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报告书》提出：
目前中国各种教育问题中，有统一中国语言之一问题，与连类而及之中国文字问题，此皆有特别重要关系者也。
中国有一种普通见解，以为欲维持中国之统一，必须保存中国之象形文字。
顾此所谓国家统一问题，若就将来较广大之需要言之，行见文字之统一，犹未克应付日后之需要；所应注重者，即有一种通用国语（官话？）使之普及于各地是也。
[97]
该报告书特别注意到语、文不同却相关。
的确，这二者分而不离，若即若离，解决一个，未必即连带解决另一个，但一个解决不了，另一个也必受牵连。
我们说过，从“言文一致”
到“语言统一”
，中国的国语运动深刻地受到日本的影响（参看第一章、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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