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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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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尤其是21世纪以来，中国的语言状况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普通话迅速普及，方言的领地急剧缩小。
尽管缺乏精确的调查数据，但可以肯定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出生的城市儿童里，会讲方言的人越来越少。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们有可能要面临许多汉语方言渐趋消失的危险。
造成这一现象的因素，大致包括改革开放之后的大规模社会流动、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的迅速普及、学校教育的进一步制度化，等等。
可是，我们不能据此结果反推上溯，认定国语运动自始就怀有类似意图。
本章希望证明的毋宁相反：国语运动的宗旨主要还是推广国语，并没有压制或消灭方言之意，甚至对国语的“标准化”
也不够热衷。
一句话，在它看来，国语既非“唯一的”
，也不是“对所有人皆是同一的”
。
尽管它一开始就提出了“语言统一”
的口号，但确切来说，其真正的追求乃是“统一的语言”
，而非“语言的统一”
。
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要否认国语运动和国家政治统一之间的连带关系，或者否认20世纪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生活具有权力集中化和泛政治化的趋势。
从一些具体事例看来，国语统一本身的确带有很强的政治性，但它并不随时都是政治的一部分，更不一定和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相配合，相反，那批积极推动国语运动的新文化运动者乃至具有官方身份的领导人如吴稚晖等，对于防止国语的“集权化”
都有着清楚的自觉。
尽管广东、福建、台湾的事例似乎为国语运动的“国家宰制论”
提供了强有力的例证，但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这里更多地体现出某一具体时空条件下的权力架构的影响，其中并不存在任何必然性，也不是在所有地区都能观察到类似现象。
实际上，正是政治生活中的某些具体变化才让语言维度的政治性分外凸显出来。
因此，它提示我们，在整个日常生活趋于全面“政治化”
的同时[150]，20世纪的中国史还存在着许多异质空间。
国语运动对方言地位的维持，是诸种合力的结果：既有技术性方面的理由，也有从现代政治理念出发的考虑，又和特定时期社会场景的分类系统有关。
不过，本章更关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取向和社会伦理观的影响。
它们并不像前边这些因素那样明显可见，即使是当事人也未必就有清醒自觉（他们更可能是在不知不觉中脉传了这些价值取向）；但也正是这些因素，将中国国语运动的独特思路彰显得更加鲜明。
中国国语运动中的“不统一主义”
，不但与欧洲的语言民族主义大相径庭，也展示了中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崛起的诸多“新兴国家”
的差异，尽管它们都属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谓民族主义浪潮的“最后一波”
。
[151]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1926—2006）曾在一篇名文中指出，“新兴国家”
所面临的基本文化矛盾，就是“原生情感与公民情感的直接冲突”
，以及“原生性认同和国民性认同”
之间的“直接冲突”
。
中国当然也有此类矛盾，但在很长时间里，家庭、乡里这样一些场所，依然是得到广泛尊重的情感和价值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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