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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化传统与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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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种现象提示出，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国语运动中一直存在一个以往被人低估了的思想倾向，那就是对“过度统一”
的警觉；借用前引胡适的比喻，或者可以说，它所追求的乃是一种“打了折”
的“统一”
。
关键在于，这些主张的提出者和赞助者，并非身处边缘的小角色，而都是鼎鼎大名的意见领袖，且多数都在官方国语和教育机构中担任要职，对有关政策的制定和整个运动的走向具有深远的影响，绝不可等闲视之。
做个比较就能发现，这两个现象都可以被视为中国语言民族主义的特色。
我们先来看对于方言的态度。
20世纪20年代初教会方面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无论是在“官话流行地区”
还是在“南部沿海地区”
，注音字母都受到广泛赞扬，但离“统一全国的口语”
还差得远。
报告作者还认为：“很可能将注音字母应用于书写口语而并不废除原来的口语，这种做法将会受到更广泛的欢迎。”
[114]其实，国语运动本来就没有“废除原来的口语”
的意思，因此，与其说这段话反映的是中国普通民众对注音字母的期待，还不如说它所反映的主要还是这些来自西方社会的作者们自己的历史经验和文化假定。
这一现象也受到西方语言学家的关注。
法国学者海然热曾激烈指责欧洲的“语言和政治民族主义一直以规范和改良派自命”
，致使“地方语言不断受打压”
，其后果就是语言的“多样性被削弱”
。
正面例子是印度和中国：它们“能够把极为不同的语言汇合在一起”
。
[115]韩礼德也说：一个语言社团的成员“在不同情形下”
同时使用本地方言和标准语的情况，“在中国，甚至德国，是经常发生的”
。
[116]虽然提到德国，但很明显，在韩礼德看来，中国应是这方面的最佳案例。
[117]
能够说明这一点的，还有一个有趣的例子：海然热和胡适都曾将语言系统和货币系统联系起来。
不过，海然热的用法带有一点悲观色彩：“权力对语言完整性有兴趣，对多变性感到不舒服。
讲话方式的多样性，且不说对于货币流通早就构成障碍，也意味着思想方法的多样性。”
[118]他的意图在于批判国家权力对语言多样性的宰制，而货币在这里扮演的是“统一性”
的角色。
胡适的论调就要明朗得多。
他主张注音字母必须“添加”
能够反映各地方音的“闰母”
。
否则，“只有注音字母而没有闰母，犹如只有金本位而没有银和铜来帮助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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