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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双语”
制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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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西周时期，“雅言”
就成为华夏诸国的共同语言。
[39]但长期以来，这种共通语并未成为遍及社会的要求，对普通人几乎不具任何强制性的效力（参看第十章），在日常生活中也没有享受更多青睐。
除特殊情况外，很少有人把官话当作首选语言。
即便小儿念书，大多也都采用乡音授读。
这种情形不但普遍，也被认为是理所当然。
只是到了清末，情况才开始发生变化。
严复在1898年的一篇文章中，讥讽中国的“当轴贵人”
“舍仓颉下行之字不能读，非本国之言语不能操，甚且直用乡谈，援楚囚之说以自解”
，甚为可“鄙”
。
[40]他这篇文章本来是要提倡学习外语，只是顺便讽刺了一下“乡谈”
，不过这里的用典值得注意：“楚囚”
一词，典出《左传·成公九年》的“乐操土风，不忘旧也”
，被称为“君子”
之行，自来世无异词，到严复这里却成为鄙陋之相，时代风气将变，消息于此可觇。
但并非所有的人都能顺利改变积习。
1914年，胡适就在日记中感慨：“吾辈少时各从乡土之音，及壮，读书但求通其意而已，音读遂不复注意，今虽知其弊，而先入为主，不易改变。”
[41]这是力不能，不是心不愿。
然而也有人恰好相反，虽然会说一口流利的国语却很少说，甚至根本就不想学。
这里举三个文化学术界人士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傅振伦（1906—1999）。
他的家乡河北新河，离北京不算远。
傅振伦1929年自北大毕业，一直在学术界工作；而且他是世界语运动的积极分子，曾参与组织中日世界语学会，编有《英汉双解基本世界语字典》《汉语世界语辞典》等。
但他一辈子只说方言，不讲国语。
他自己的解释是：“北京笑‘南宫冀州人说不清星辰日月肉和人’，我怕脱离父老乡亲，不敢向乡里撇‘京腔’，故说话不改乡音，且仍沿土语。”
[42]
第二个例子是傅斯年。
据赵元任讲，傅斯年进北大不久就学会了北京话，但回家一张口便被嘲笑：“说起老妈子的话来了。”
“他们这么一笑就把他的北京话给笑了回去，把他本来的‘闪董料秤’的话又笑回来了。”
1924年，赵元任与傅斯年在柏林相遇，“那时候好几个中国同学虽然多数都不是从北京来的，但是说话差不多全是国音的阴、阳、上、去四声。
就只有孟真老是他的‘闪董料秤’（山东聊城）的声调”
。
[43]其实，傅斯年对国语运动一向积极关注[44]，不过他也的确认为，“中国的国语完全统一”
是一百年以后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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